论新月诗人的诗学探索及其文学史地位

以理性节制情感、创格律熔铸诗性，是新月诗人顺应新诗发展要求做出的诗学选择。尽管新月诗人对“规范”的利用并未表现出充分的艺术自信，但新格律诗的出现，至少代表着新诗发展的一种向度和可能，其诗学贡献不容抹煞。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论新生代诗歌的美学追求

新生代诗歌的出现,是社会对诗学追求的一种新潮流。新生代诗人以提高诗性精神为旨归,在立足民间的的基础上力求超越民间。其群体的理论言说、创作实践并非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效果,但其主导倾向基本表现为以“解构”为指归的个体生命意识崇拜和超语义崇拜。新生代诗人个体生命体验隐存于世俗化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大海,这种转移把诗歌的主观心灵性突出到诗歌创造的中心地位。     

叶燮感兴论的审美主体建构

清代诗论家叶燮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诗学代表作《原诗》为学术界所推崇。叶燮的诗学理论博大精深而颇具系统的理论建构,在体系性上远远超越了以往的诗话著作,标志着中国近代诗学的开端。在创作论方面,叶燮以感兴为其核心理念,其《原诗》和其他的诗论著述都贯穿着"有所触而兴起"的创作思想。但叶燮并非一般性地论述诗人与外物的触遇兴感,而是在对主客体双方在要素分析基础上阐发其感兴的创作论的。在主体方面是胸襟与才识、胆力,在客体方面则是理、事、情。从感兴论的传统来看,叶燮对审美主体的分析与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建设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唐宋诗学岭南意象的时空思维与生命审美抒写

唐宋诗学中的岭南意象彰显了唐宋文人诗性之生命品格,其时空思维模式恰是诗人的情感心理模式的投射.唐宋诗人将自己的历史意识、人文关怀、政治抱负、生命理想投射于自然的方位、地理的幅度之中,使岭南也具有了地理意义和纯审美的功能.从岭南之时空体验中,可以看出唐宋诗人生命审美抒写的不同形态、唐宋诗学生命审美精神与观念的转化及唐宋文化思想、人文精神的变化.     

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传承关系的三种样态

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名家之间一脉不断的血缘传承关系,呈现三种样态：一是新诗名家现身说法,坦承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二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三是少数新诗人如纪弦等,公开否认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联系,然究其创作实际,亦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理清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建立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提升古典诗学研究与新诗创作批评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梁实秋的诗学理想与新诗现代性的构建

梁实秋以民族传统为基础,以人性作为诗的原质,在多元开放的宏阔视景中建构起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伦理人性的形式诗学。其重形式、讲法度的理性优雅的诗艺追求是在中与西、古与今诗学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而形成的对新诗现代化演进的独特探索,其“复古”的企图蕴含着现代的诗性品格。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华兹华斯诗学：快乐的本体论认定——兼论韩、欧等“穷工论”的区别

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不只是发现了创作情感的回忆性和一般性的强调了诗中情感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非常完备的理论阐释对“快乐”的诗学地位作了本体论的认定。华兹华斯的观点成了与既同属于表现论诗学却又认定“忧愁”为诗之本体的中国古代韩、欧等所倡导的“穷工论”完全相反的诗学观。华、韩等的区别源于不同诗性主体的构成:前者从诗与生存的分离出发,以超功利的真、善、美为基本价值追求;后者认定诗与生存的一体性,以功利性的生存关注为诗性情感的本源。     

1990年代诗歌叙事诗学的"综合性"

转型时期的1990年代诗坛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诗学话语,以抵抗新诗自身所依傍的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话语惰性,以及重新思索如何在边缘的立场之中重新建立新诗的自信.新诗在1990年代重新开启了叙事的探索,"叙事性"应运而生,它本质上倡导一种综合与包容的诗学,打破诗与非诗之间的"二元对立"逻辑惯性,寻求新的对话与关联.文章聚焦于1990年代诗歌叙事诗学所具有的"综合性"特征,围绕文体互渗及美学风格方面进行阐析,并探讨"叙事性"如何实现了诗歌从单一型向综合型诗学话语形态的展开.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易堂情本诗学及其理论建构

明清鼎革之际,易堂九子崛起于赣南,蜚声天下,于学术、文学俱有建树.易堂论诗,以“真情”为本,倡导“自标风概,自具机柚”的“真诗”之说,既吸收了明代性灵诗学的精髓,又力避其弊,以正“品”而矫其或泛滥失统、或幽邃险涩之弊;同时也对明代的模拟之风予以针砭廓清.以情本论为核心,他们对诗歌之如何“发生”做出阐发,提出“感兴”论,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感兴”有二义:一为“有为而为”,一为“无待而起兴”,前者强调诗歌的温柔敦厚,后者强调“自鸣之意”,即诗人的一己情怀.易堂诸子的情本诗学,本末兼重,视野融通,体现了鼎革之际诗学发展的新趋向.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一个生命论诗学范例的解读——中国诗学精神探源

中国诗学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诗学传统。它以“情志”为诗歌的生命本根,“兴感”为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显现,“意境”则是生命经自我超越后所达到的境界;而在“情志为本”的前提下,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这也就是中国诗学的内在逻辑。中国诗学的生命论传统具有与西方知识论取向的文艺思想以及晚近的表现论、意志论、直觉论、精神分析诸说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开展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中,清除其历史的杂质,抉发其思想的精髓,将能为人类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资源。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艾略特诗学理论对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新诗的影响研究

艾略特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新诗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译介和模仿,艾略特诗学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影响了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在批评上,他的传统现等诗学主张促使中国新诗批评家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探索新诗现代化道路上的系列问题.由于中西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性,艾略特对中国的影响具有特殊性,甚至出现被中国诗人和诗论家"误读"的现象.     

诗性审美的象似性移情

移情贯穿于诗性审美活动的始终.在诗性审美中,诗性移情必经"由我及物","由物及我",最终"物我两忘"而实现"物我同一",然后在凝神中观照、沉静中回味,以更高的姿态审视这种移情之美,让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具备完整的、可捉摸的语言形式.语言形式勾勒的物象和营造的意象在本质上具有象似性.这种象似性使得诗性移情语言形式多表现为象征.诗性移情的象征展观了诗性情感的细微曲折,促动诗性情感的象似性投射和反馈来回反复迁移,从而无限放大诗性的感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