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论风险社会生成中的社会加速化

人类在今天已被置于风险社会之中，这个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后果。其中，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多社会风险，并在社会风险的积累中形成了风险社会。农业社会的发展是平缓的，而工业化、城市化所开启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进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用了几个世纪的光阴就把人类社会变成了风险社会。也就是说，风险社会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系统性后果。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等，可以被看作社会加速化的主要动因。在人类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工业社会传统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再适用，反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多、更大的社会风险，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所以，我们需要寻求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即变革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治理模式。在这方面，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许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自反性现代化:风险及其应对

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自反性现代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使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人类的过度实践、经济和社会的非理性发展、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应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政治失灵及社会治理失效等.治理自反性现代化、增强社会的安全性,必须对工业社会及其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诉诸理性实践,使经济、社会合理发展,制约科技理性,进行政治变革,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和建立复合治理结构等.     

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合作治理打破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是一种由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而开展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是与合作型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与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长起来的。     

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

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伦理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困境

人类社会治理的变迁史是伦理的作用日益凸显的历史。经由原始社会,人类进入统治型社会。统治型社会是按照统治阶级意志,通过权力和伦理的紧密结合来进行社会治理的。这表现为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摆脱了原始社会的混沌状态,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上层建筑,并蕴含着诸多治理智慧,从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伦理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中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只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修饰、支持与补充,从而导致其对社会治理产生了"情大于法"、忽视个体价值、在某些领域难以发挥作用以及道德专制主义等诸多消极影响。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探寻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基于民主治理现实困境的思考

传统公共行政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建构起来的价值中立原则,一方面受到来自理论界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受到政府改革实践的广泛审视。于是,许多学者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只有积极探索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民主治理的现实困境。     

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初探

由社会理论家贝克发展起来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结果,现代风险具有决策决定性、难以认知性和全球性等特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传统政治秩序陷入以下困境: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和进步的政治秩序观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专家治理的信任危机以及随时可能引发的"政治爆炸".重构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应转变发展模式,构建风险管理型政府和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重建公众对专家治理的信任等.     

政治文明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 ,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文明类型。它继承了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政治文明成就 ,同时 ,又实现了根本性的超越。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公共管理的形式出现的 ,它的核心价值是服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可以理解为以服务价值为核心的服务型社会治理体系与其制度模式的总和。     

走向有限政府:洛克政府理论及其启示

洛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在他的政治著作《政府论》一书中,洛克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系统地论证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发展到政治社会状态的根本动因在于人类为了更好的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利益,政府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提出了政府治理法治化以及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等建构有限政府的基本原则。以保护人民基本权利和社会治理法治化为核心内涵的洛克政府理论对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构有限政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与挑战

现阶段,中国正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现代化转型,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政治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化、文化层面的多元化、社会层面的信息化.在此趋势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应以效能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取向,才能达致科学、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客观分析、积极应对,进行理性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与未来可能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从共同体的维度探析全球治理难题与困境之根源,才能找到破解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涵了人类社会呈现不同的共同体形态而演进的客观规律,以之审视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设计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升华创造了未来实践的可能。而理论科学性与价值实践性的统一也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还将成为引领世界迈向“真正的共同体”之必由之路。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问题论析

风险社会源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工业社会制度带来的风险思考,一般认为人类在经历工业社会后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理论具有反映历史进程的宏观属性,而社区风险则是归于社会基座的微观层次,两者之间的学术衔接是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将风险社会理论植入社区并再造新的社区风险理论,并深入分析社区面临的风险类型、风险来源、特征等,以此为理论支撑寻求社区风险的治理之道。     

后工业化进程中政府职能模式的选择

当前,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社会的高风险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由此必然推进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向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而政府也将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根本的历史转型,与之相伴地必然是政府职能模式的转型。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将成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形态,将积极有效地推进政府后工业社会职能角色合理而充分地实现,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

合作是人的社会实践中的普遍行为,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共同生活都会造就出一种合作精神.但是,工业社会把人类的合作异化为协作,官僚制就是典型的协作体系.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人类合作治理"模式的成长中,提供了人类合作精神再度出现的契机.未来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     

智慧治理的中国话语：中外智慧治理意涵比较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智慧治理研究成为热点。国外智慧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智慧城市来进行,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六大内容之一;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一系列复杂情况,公共治理维度的智慧治理概念被提出;智能治理则是融合了东西方智慧的全球治理概念。国内智慧治理从智慧城市治理,到新型智慧城市治理,再到智慧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引介、借鉴到本土生长的超越,需要构建植根于中国情境和政策叙事的智慧治理话语。中国话语的智慧治理,需要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的作用,因为智慧治理的智慧来自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它是人类群智与人工智能的人机共治,智慧治理位于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紧密合作与离散独立这两极之间的连续光谱上;需要更加凸显全球治理视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竞争延伸到制度与体制的竞争,国际的政治也是国内的政治,智慧治理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中体现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智慧;需要统筹线上线下,注重线下群体智能,践行新时代网上网下群众路线,汲取中国实践的治国理政智慧;需要统筹城乡,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实现乡村跨越式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