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和谐观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渊源就在于儒家以"无试"为主要内容的和谐现.主要论述儒家和谐观中的"无讼"思想,及在儒家和谐观指导之下的传统调解制度的发展和手段,旨在探讨"和谐"与"调解"这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     

韩国法院附设调停制度的当代发展及其启示

韩国民事调停制度设计及其司法实践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保留庭审法官调解、扩大调解主体、调解程序前移、调解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完善诉前申请调解制度等是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必要路径,构建独立的调解法律体系则是改革的最终目标.韩国民事调停改革"降低调停的强制性"的改革方案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素材和新的思考路径.     

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初探

由我国首创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虽然这一制度的运用是否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还存在争议,但本文拟就此项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它为仲裁的改革与发展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作一些探讨,以完善我国的立法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和解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等方面难题。调解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其执行力具有不确定性。在我国,经由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程序形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执行力,其执行主要依靠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来保障,这不利于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对包括民间调解组织在内的商事调解机构制作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给予明确的法律保障。同时,要严格实施信用惩戒制度,实现商事调解制度与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有关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关于行政复议调节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复议调解作为对社会实践的需求与发展的回应,不仅在法律上得以确立,而且已成为趋势。然而,我们应理性对待复议调解制度,既不能基于传统理论怀疑其正当合理性,亦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和功能,而必须将其严格控制在法律框架之内。     

论民事调解的适度运用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特色之一,调判结合的民事案件结案方式早已为民事诉讼法所确认.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是合法自愿,但现行法律中却缺乏对该原则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难以掌握.法院为追求调解结案率而强制调解,损害当事人利益和法律权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修改完善现行法律制度的角度,强调民事诉讼中调解的适度运用并予以法律规制,对于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条件、规则作出进一步的规定,明确限制民事诉讼调解在某些类型案件诉讼中的适用,发挥民事诉讼调解作为促进社会和谐、节约诉讼资源手段的积极作用,消除其消极效果,是完善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必然选择.     

传统民事调解制度的近代转型

从传统民事调解制度着手,在传统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采用了调处息讼,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西方法律文化也在不断渗透,对传统的民事调解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确立了近代民事调解体制。这种变革和转型与传统法律制度的转型是相伴而生的,又具有自己特点。     

全球化背景下调解制度法律文化研究

以和谐为特征的调解方式在中国长期运用,从法理角度不乏弊端,但却日益为西方所接受和发展。调解制度与诉讼在性质、程序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调解的社会和法律效果已得到证实,除法律制度因素以外,调解中的文化因素影响不容忽视,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外向型文化与内生型文化,单一型文化与多重型文化,高权力距离指数文化与低权力距离指数文化都会对调解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对跨国文化的了解、沟通和认同都是有效调解的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以调解制度为代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将会复兴。     

民事调解制度重构--兼论国外诉讼和解制度的本土化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诉讼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本文从讼调解制度本身出发,并提出以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来取代调解制度的新构想,尽而推动我国民事审判模式由"调解型"向"审判型"的转变.     

南京国民政府民事调解制度考论

调解息讼是中国固有法所崇尚的重要法律原则,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也贯彻了这一法律原则.并且,国民政府通过立法使民事调解制度成为当时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二十余年的民事司法实践中,法院民事调解制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显著的作用.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院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较好地避免了争端当事人的尴尬境地,保持了日后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社会凝聚力的发挥.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调解制度是值得肯定的.     

跨国法律中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演进

随着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出现了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制定的"软法"--跨国法律.企业社会责任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该制度的不断完善在促进跨国法律发展的同时,也起到了规范企业的社会行为,促使其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中国入世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融人世界市场.为此,中国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增强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宏观监管职能,并向外输出中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使得在跨国法律的演进过程中,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能够存在中国声音,影响相关的国际立法.     

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的法院调解改革走向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的引导下,ADR运动兴起,推动了法院在功能上的拓展。在我国,法院调解逐渐突破传统的诉讼调解形式,实践中开始引入司法ADR性质的非讼调解。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的修改,非讼调解制度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被视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大发展。下一步,法院调解改革的走向,是用多元化解决纠纷的理念推动法院转型,统筹好司法与社会调解两股力量,并发挥司法力量的主导作用。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组织社会学反思

行政服务中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行政审批改革的新生事物.近年来随着其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深层次的一些障碍逐步暴露.针对该问题,从组织社会学角度进行反思,探讨了"中心"建设在"法律制度""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四个方面存在的合法性制约.     

完善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之思考

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是"一调一裁两审"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导致无论是调解制度或是仲裁制度等都存在着诸多缺陷,难以及时有效化解劳资纠纷.文章在分析对制度上的主要缺陷缺陷进行分析后,针对性地提出重构"三方机制"、赋予调解协议一定效力、重组劳动仲裁委员会、变"仲裁前置"为"裁审自择"制等完善措施.希望通过制度层面的改变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劳动者利益,缓解劳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试论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

笔者通过对调解制度的产生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对调解制度的改造及改革开放后调解制度的发展,来分析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相信人民调解制度在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法治的丰富营养后,会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调解制度的再思考

调解制度的改革需要从诉讼模式的整体角度考虑.不仅要完善调解制度本身,还要注重外部环境的改善.     

论基层司法中的脸面与法律——基于“炕上开庭,依法收贷”案的再分析

通过对中国法学领域里的一项个案——"炕上开庭,依法收贷"案的再分析,揭示司法过程中脸面与法律的运作,论证了当下中国乡土社会司法与古代基层司法的同质性,即脸、面子、法律对应了理、情、法。由此说明,中国的法治化必须理性地运用本土资源,顺应时势来建构适合社会需要的正式制度,并引导非正式制度良性发展。     

中日诉讼外调解制度比较

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和日本的民事调停制度是两国诉讼外调解制度中的典型代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调解制度在性质上属于民间ADR的一种;而民事调停制度附属于法院,是一种具有广义上的司法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此外,两种制度在调解组织的性质和权限、可调解的纠纷范围、调解中的强制性因素以及调解程序与司法权的关系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日本民事调停制度中司法权的有效利用可为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农村纠纷解决途径与机制——关于当代中国农村法治问题的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村纠纷有法律及非法律的解决途径.本文着重阐述在法律与非法律解决方式之间的吸收、转化及异同,关注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传统文化与法治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当代中国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引发对解决农村法治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