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居留时间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运用“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流动人口居留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于流动人口在京居留时间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经济背景特征的影响则相对较弱。总的来说,当前人口流动趋于理性,在社会分层处于优势地位的流动人口更具有长久居留倾向,但仍然面临较大的社会融入困境。政府部门应当尽快着手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并为初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提供充分的培训和服务,并且将居留时间作为城市公共福利分配的重要依据。     

我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无休止劳动行为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对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及27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运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中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与医疗健康水平对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结果不显著,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会提升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个体层面的自然属性、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经济属性都会影响个体的无休止劳动决策。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选择无休止劳动;子女数量越多越有可能促使个体进行无休止劳动;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公共部门工作、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不需要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家庭收支均衡的群体无休止劳动意愿更低。此外,区域层面的因素会调节个体层面属性对其无休止劳动决策的影响。     

农民工职业培训动力的认知惰性与路径依赖

当前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多数农民工在第二市场就业。相较其他群体,农民工更期望通过培训获得知识和技能,以改善生活现状。本研究在北京、济南等六城市进行了农民工职业培训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就业与收入、职业培训、未来打算等。结合调查对农民工职业培训动力的需求、意愿和主动性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指出农民工培训动力存在认知惰性和路径依赖两大特征,要增强农民工培训动力,应增强农民工主体发展认知,改善农民工对企业、政府及培训机构的消极认知,同时营造农民工积极的认知体验等方法来增强培训动力,从而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     

转型期异质性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山东省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山东省流动人口调研数据,构建影响社会融合因素的指标,采用经典的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各影响因素对社会融合的不同影响。文章分别从个体特征、生存状况、社区网络三个方面研究其对经济、文化、制度、心理融合的影响,并以年龄、收入、户籍、省份和行业等为依据划分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相应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为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新型流动人口管理体系等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户口、劳动合同影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的比较分析——基于6省18市调研数据的负二项回归模型

本文运用负二项计数回归模型对问卷调查得到的6省18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流动的空间范围、流动的时间、就业状况这些变量的情况下,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对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个数有正向显著影响,户口对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个数没有显著影响.这种与人们通常认为户口会影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相悖的研究结论表明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平权状况与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相比得到了明显改善,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已经完成了由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以身份为依据向目前以权利为依据的转变,这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权利进步的表现.未来需要以劳动合同为基础采取措施促进和完善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     

社区田野间孕育的强势民主: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弱势民主的缺陷和弊端的日益凸显,在西方出现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其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备受嘱目.而充分体现民主和参与的强势民主理论也受到信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对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对社区强势民主成长实践之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深入解析,尝试对影响社区强势民主成长缓慢的深层信任原因进行解析与反思,期望可以为社区强势民主从虚幻的民主景象走向民主的真实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     

农村流动人口职业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

作为中国流动人口的农民工社会融合是实现其市民化的必要条件,而职业化又是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前提。文章基于对陕西省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流动人口职业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劳动合同等因素对流动人口职业化具有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和社区参与的影响尤为显著,反映了人力资本积累和社区融合程度对于职业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章认为,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该注重职业化在解决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问题中的作用。     

政府环境治理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通过收集290个地市级2017—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并结合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流动人口个体数据,研究了政府环境治理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环境治理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变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显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消弭城市污染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负面影响;对于中老年人、男性、家庭规模较大、从事环境敏感职业、高学历以及高收入的流动人口而言,政府环境治理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更显著;政府环境治理仅对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环境治理有效降低了污染排放,提升了政府的管理规范性并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据此,政府应持续强化城市环境治理,打造健康宜居环境,改善居民健康状况,进而提升城市人才竞争力。     

组织内社会网络影响个体工作绩效的机理——基于角色外行为视角的理论研究

大多数关于个体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都聚焦于个体特征和态度层面的微观变量,却忽视了组织特征层面的宏观变量.从角色外行为的视角分析组织内社会网络对个体工作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社会网络影响个体工作绩效的机理,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一个多维的研究视角

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是经济收入低、个人能力差、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和权益缺失的综合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流动人口的贫困特征主要为非居民化的,地域聚居的居住模式;流动儿童教育受到排斥;就业培训机制不完善、培训错位;存在健康风险;就业权益受损;社会保障严重缺乏等.应从改革和创新现行制度;建立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制度;加强政府责任;建立政府、社会、社区、个人四者相结合的社会整合机制等角度来实施对贫困人口的减贫.     

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外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转变,但外出的各种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根据"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双变量列联表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有影响和无影响两个群体的个人特征和迁移流动特征可知:是否生小孩、外出距离、居住地、职业是引起这一差异的重要变量,第一次外出年龄、外出打工时间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差异的出现.由此推知,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融入城市文明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满意感的影响因素

基于对上海、广州等7个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满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特征"下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居住条件"下的建筑类型、居住面积、上班所花时间和基本设施是影响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满意的主要因素,而"居住周围状况"以及"其他因素"下的变量则未见明显影响。其启示在于,增强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满意感需要从户籍制度改革出发,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关注流动人口自身状况及对居住情况的人文关怀。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以规制、责任和绩效共塑流动人口政府信任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荟发表的《流动人口政府信任的实证检验研究——基于全国七城市的调查分析》(《公共管理学》2014年第4期)一文,基于全国七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的调查数据,利用SLM模型对流动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进行比较分析,并从规制认知论、绩效判断论和责任回应论三种理论视角,探讨影响流动人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青年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当前青年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以租购房为主。“历史时空中的生命”,即个体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对青年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购房概率是：80后优于90后，出生地点的行政级别与购房概率正相关；生命历程中的“个体能动性”因素即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和就业单位性质，“相互联系的生活”即社会网络、“生命的时机”即婚姻和流动，都与青年流动人口的购房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为促进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购房或租房，实现青年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需要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完善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继续实施房价调控措施等。     

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状况调查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社会福利状况与其所做贡献严重不匹配,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这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相悖。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济南市流动人口在住房、职业培训及子女受教育福利方面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存在无稳定住房、培训机会少、子女受教育权难以保证等状况,需从完善福利政策,加大投资力度,改革户籍制度,发挥民间力量等方式来予以改善,提高福利水平。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和社区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维度的融入状况差别较大: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显融入的差异性;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的分层性;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社区依赖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联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互动性。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     

大都市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

大都市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既成为困挠流动人口正常生活的主要问题,也给流入地政府的管理带来了挑战.以居住供给系统作为研究重点,针对大都市流动人口居住困难的问题,从商品住宅市场、公共住房保障的动态演化、城中村改造、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公寓开发、村集体通过对宅基地的集约利用承建出租型流动人口公寓等层面进行多维探讨,可以为流入地政府解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提供可操作性建议.     

社区组织程度和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基于新冠疫情下社区居民心理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人们的心理状态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而社区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单元与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社区防疫的非常态情况下,社区组织程度对社区治理和居民心理状态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对社区居民问卷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个体状态、社区特征、社区组织等角度探究了影响社区居民心理状态的相关因素及机制。研究发现,提升社区组织程度能有效改善社区居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处于社区管制下的心理状态。进而指出,应通过加强社区组织意识以提升社区应急处理能力,完善志愿服务机制以补充社区组织后备实力,以及应关注社区整体情况,有针对性投放资源等方式,为疫情常态化时期社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提供有益支撑。     

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