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数字遗产的继承

数字遗产是人们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形成并可传于后人的宝贵财富。数字遗产具有财产性属性。国内外有关数字遗产的案例及实践表明,数字遗产继承有其必要性,数字遗产继承是可行的。我们要增强数字遗产保护意识,法律应该对数字遗产继承制度予以规制。     

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

我国现行《继承法》制定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网络还未兴起,也未出现QQ、博客、游戏账号等这些数字概念,所以《继承法》对可继承遗产的列举性规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些数字信息资源.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的运用让数字逐渐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以至生存的方式.当世界开始迈向大数据时代,一些新的法律问题也随之产生,网络数字遗产的继承即为其中之一.本文旨在从社会基础、理论基础以及法律规制三个方面阐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提出可以通过修改《继承法》、颁布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案例等形式构建网络数字遗产继承制度.     

试论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

试论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杨浩文重视和研究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近几年，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纰漏和不足。本文结合分析“传统论”倾向的一些观点，就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     

口头遗嘱危急时才有效

养母不幸病故，弟弟却一人独占遗产，还口口声声说母亲留下了“口头遗嘱”，气愤的姐姐将弟弟告上法庭，弟弟却在法庭上一下子提供了四名证人。不久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高桥法庭对这起蹊跷的继承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老人“口头遗嘱”无效，遗产由姐弟俩均分，姐姐戴女士依法继承遗产共计19万余元。     

六十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讨论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主要观点简介

为了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六十年代中期国内理论界集中讨论如何继承历史遗产问题的主要观点,分几个方面进行了整理,供同志们参考。当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继承“道德遗产”与“思想遗产”两个方面,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遗产”不尽一致,这一点请予注意。     

“抽象继承法”的历史命运

怎样继承哲学遗产，至今仍是哲学史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回顾上个世纪 50至 70年代的学术文化史，在这一问题上，“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两种观点就曾进行过激烈的较量。前者是“庙堂”的说法，后者则是“山林”的意见。不用说，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冯友兰和他的“抽象继承法”会遭遇坎坷的历史命运。 　　1957年，冯友兰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该文认为，某些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两个层面，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可、也不必继承的。譬如《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     

两种历史文明和文明遗产的两种继承方式

近年有些论述把物质文明遗产同精神文明遗产一起纳入了“批判继承”的范畴。有的文章提出:“整个人类历史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前进的,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更是如此。”物质文明遗产和精神文明遗产有无性质差別?继承的方针方法区别如何?这里略述浅见,向同志们请教。     

“数字遗迹”治理困境与转型路径——基于对逝者数据交互治理的考察

“数字遗迹”作为一个新兴治理议题，平台相应的治理能力已明显滞后于法律规定与实践需求。本文使用“漫游方法”梳理得出目前主流平台处理“数字身后事”的三种方案各有缺陷，暴露出政府、平台与用户之间沟通不畅、权益失衡、治理失灵的问题。为此，运用“交互治理”理念重构“数字遗迹”的治理网络构成、运行机制及数据权利体系，并引入Facebook平台对“遗产联系人”机制的探索，为可能的治理模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论继承的本质——从历史角度探析继承法的本源

继承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就意味着当家族中某个人去世后，一定范围的人有资格也有权利取得死者的遗产。本文将着重探讨为什么这些人有资格和权利来继承这部分遗产，为什么“子承父业”的制度是合理的。     

现代学术与两种学术遗产

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在经学时代结束后虽然基本停止，　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学人那里却仍然　被当作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继承下来了。学术思想界里的趋新与守旧、“信古”与“疑古”　之争其实就是晚清经学之争延续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学人并非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两种经学遗　产中的一种，而是同时批判地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并以现代学术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转化　，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得以生发的重要“学术资源”。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方法──内容篇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方法──内容篇彭易芬历史遗产．这里指人类在历史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不是单指史学遗产。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遗产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毛泽东作为中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历来...     

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及其意义

孙中山先生终生为“振兴中华”，为国民谋幸福为己任，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国际经济合作”，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引进外资和人才等重要思想，在今天，继承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依然是有意义的。     

《论语》论学习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里说明马克思主义者是重视和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对待遗产的态度是“吸收和改造”,即批判地继承,继承的遗产内容应当是“宝贵的成就”和“一切有价值东西。”这是因为它们值得借鉴     

财产继承中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的法律思考

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是财产继承法律制度建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不但关涉到法律对遗产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如何保护，还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我国《继承法》对被继承人遗产债务的清偿适用的是无条件的限定责任继承制度，这一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以保护遗产继承人利益为主，以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为辅的制度。因为，法律制度的设计缺乏对遗产继承人权利制约的机制，不能有效地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与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化继承与发展。数字金融作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能够为“双循环”提供持续动力和关键支撑。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面临着数字创新发展滞后、金融市场供需失衡、金融开放成效微弱、金融风险层见叠出等突出问题，这极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的根本路径在于，增强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源动力、提升数字金融支撑国内循环作用、打造数字金融赋能国际循环优势、保障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安全发展态势，从而推动构建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有质量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思想遗产的批判和继承标准

关于思想遺产的批判和继承問題,它所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只想談談有关批判和继承的标准問題。有些人对于思想遗产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他們倾向于无批判地继承,主张不要一定的标准,特別是反对运用馬克思主文的阶級观点去批判和继承思想遗产。其結果,只能是糟粕精华不分,把它囫圇吞枣地全盘接受过来。如果按照这种主张行事,实际上就是传播封建的或資产阶級的毒素,使社会主义的文化不能健康发展。所以,我們对待思想遗产必須批判地继承,必須把继承和批判密切結合起来。     

富过三代的秘笈

“富不过三代”现象古今中外都大量存在，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家庭教育、财产管理、遗产继承方式、社会风气和财产保护法制滞后等。富过三代的本质是良好家风的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社会安定、家族兴旺、国家发达、人才辈出的结果。要想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难题，需要重视做人和勤劳节约、艰苦奋斗及理财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优秀的接班人。     

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并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等方法分析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长缓慢。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省份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山西、陕西、辽宁和吉林等省份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且网络中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净溢出”板块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净受益”板块位于东部地区；“双向溢出”板块位于中部地区；“经纪人”板块则零散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加省份间数字乡村发展的联系强度，而地理距离增加对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有抑制作用。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的良史思想传统

司马迁在汉代被人们称为“良史之才” ,在后人对司马迁“良史之才”的论述中形成了一些评述良史的思想 ,如才识兼备、会通古今、经世致用等。后人尊崇司马迁为良史 ,这些思想也就深入人心 ,逐渐形成和丰富了中国史家的良史思想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上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 ,对史学工作者提高自身素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     

身份认同、世俗化与世界体系——“软实力”语境下回看三十年汉语思想线索

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伊始，对于十年“文革”集权体制政治遗产的清算及其意识形态的清理，逐步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它们的产生原因上来，认为其间一定存在深层的“文化冈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