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与公共管理领域

自罗伯特·普特南 1992年发表其著名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以来 ,社会资本理论已日益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 ,社会资本理论也日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 ,当前我国政治学界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提出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 ,试分析以“信任、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为成分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与转化能否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危机的化解之道

政府治理陷入危机实际上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其核心是社会资本的高度离散。当前中国所处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风险与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风险混合在一起的双重风险社会,化解政府治理危机的关键在于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为契机来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将政府治理危机化解为增强政府社会资本的机会。     

公共危机管理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在现代公共管理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和公民利益需求的多元化,政府已不可能包揽所有公共事务。近年来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也使政府意识到独善其身难以满足公民的需求。非营利组织因其具备自治性、独立性、公益性和相对透明、公开等特性,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公信力,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非营利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作用不可低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理想模式,应是一种以政府为核心力量,与非营利组织积极合作、平等协调、良好互补、互相监督的良性伙伴管理模式。本文拟通过阐述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主导力量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的优势,分析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现实矛盾,提出对发展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建议。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试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管理的多元主体体系

多元主体参与是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的必然要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管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带来的各种损失;有利于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自救和互救能力;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不足和失效.文章分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依据和现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中可能出现的多元参与主体进行了探索,最后梳理了多元主体参与危机管理要注意的四大关系.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职能完善

政府积极应对公共危机,提高避免和驾驭各种风险的能力,是政府职能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回应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我国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方位地加强公共危机管理。政府的应对之策有:建立政府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增强对公共危机的可预见性;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建立处置危机的权威机构和相关体制,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科学性;动员全社会参与危机救治,增强社会认同;加强信息流通,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法制建设,使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微博用户公共事件参与的因素探索——基于政治效能感与社会资本的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微博不仅成为个人表达和展现的平台,也成为公众舆论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渠道。尽管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对于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有所影响,但鲜有实证研究从个体用户层面探讨中国微博用户自身的政治效能感和线下线上社会资本与其公共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通过对329位微博用户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微博用户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共事件参与程度颇低,而在微博上参与公共事件的程度则相对较高。内部效能感与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传播与动员,以及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话语式参与呈正相关;外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则主要集中于线下的官方交涉性参与和微博上的行动式参与。相对于桥梁型资本,粘结型资本对于线上和线下公共事件参与的预测力更为显著。     

民生工程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相对于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是处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域。非营利组织本身具有的特性决定,非营利组织应成为民生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更是民生工程长效机制运行的重要保障。非营利组织参与民生工程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强调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模式,而公民社会理论则把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发育的重要途径。从理论上而言,非营利组织实现与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民生工程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在中国民生工程建设的实践中,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尚不充分的。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索非营利组织参与民生工程建设的有效路径。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机制的社会学分析

危机管理的有效运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与配合。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且还可以降低危机管理的成本,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因此,对于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及演变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也是国家和政府的活动的依据与目标,因此公民参与既是公共政策的基本要求,又是检验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的指标。本文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对公民参与角色背离,转型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的复苏和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带来角色回归。结合具体情境剖析其得失,为我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如何吸纳民意和在多大程度让公民有序合理的参与提供参考。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政治参与

健康适度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尤为重要。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秩序以及公众参与网络,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培育社会资本,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与合作;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载体——第三部门,从而形成政治参与中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挑战和路径分析

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体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监督公共权力的关键要素、提升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并存、自主性与被动性并存、实质性与形式性并存、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微观参与多于宏观参与、执行参与多于决策参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着力健全参与制度、拓宽参与渠道、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公民素质、重塑政治文化。     

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分析

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体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监督公共权力的关键要素、提升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培育公民意识的基本方式。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论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模式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对社会整体综合应对能力的考验,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来处理的模式难以做到危机应对的高效、快捷、灵活。我们应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完成公共危机管理由政府独治模式向多主体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变,并在各主体高度契合的环境下实现这一网络模式的良好运行。而这一模式的实现,政府应转变危机管理理念,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创造条件;NGO应培养自身的独立性,提高危机参与能力;企业则应强化危机管理责任,培养主动参与危机的意识;社会大众,应该提高自身的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自救与互救的能力。同时,各主体要做到良好契合、合作协调、责任明确、程序规范。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