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单位组织”与社会整合:对单位社会的一种解释

"单位社会"是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是,单位并不能穷尽人们交往行为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同时,社会调控体系也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联结不同单位的组织体系得以实现的。正是"跨单位组织"充当了联结不同单位之"同类成员"的载体。尤其是在单位功能日趋弱化的时代,跨单位组织就成为支撑社会联结和社会调控的重要力量。随着单位社会的变革,跨单位组织将逐渐成为一种异常重要的组织形式。     

革命的“时段性”:辛亥革命与王朝遗产

在传统社会与新民国的交替中,历史遗产的传承与演化,构成了民初的基本社会架构,昭示着社会变迁的契机与不确定性的方向。革命党发起辛亥革命,建立了过渡性的南京临时政府,但遇到无法掌控时局以继续推进革命的"瓶颈"性难题。革命党如果不能明辨并理顺自身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继续革命"的斗争哲学。革命党人有必要放弃已取得的权力,将党的权力与意志让位于国家的重建,让位于能主导国家重建的强人及其政府。由此而论,革命有其"时段性"。当然,强调革命的"时段性",并非"告别"革命,更非否定革命。社会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革命不过是其中一个又一个承上启下、有始更有终的环节,革命及其革命者注定是历史的"过客",而既能启导革命、又能终结革命的领袖才称得上成熟的政治家。     

“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发展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冲破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全新塑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公共意识、扩大社会参与,加强政府与公众沟通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成为社会管理新格局中的多元主体之一。因此,政府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快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创新、拓宽社会组织筹资渠道,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现。     

社会资本积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

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成为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个全新视角,它为人们思考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可用的理论基础。当前社会矛盾的一些特征表明,社会矛盾容易激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缺乏社会资本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的传统角色及其自利行为;经济理性导致公众、政府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了解和交流,这些都成为严重影响社会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应该成为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     

论现代化发展的社会风险与代价——基于风险社会视角的分析

风险社会概念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描述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两个不同时期,即前现代与现代所遭遇的种种风险,即风险来源、风险特征以及风险存在形式。现代化发展的社会风险虽然主要来自"外部风险",但"人造风险"的问题严重存在。本文指出了现代化发展与代价支付之间的关联性,说明风险代价支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可以采用现代的社会管理手段去规避风险,监测预警风险,将支付风险代价的成本降到最低,这是现代化追求的"效率",同时也是我们走出现代化发展风险困境的路径。     

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模式探析——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是单位体制改革的结果,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证明社会发展对其存在的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各社区民间组织之间的连接纽带;是实现个人参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渠道;是鼓励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物理平台;是改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有利媒介;是对社会服务管理协同机制的创新。在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运用资本的概念对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研究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互动模式。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生活哲学视野中的“城市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其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市民社会其实应当称作"城市社会",它既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即近代市民社会;也包括古代公民社会和近代政治国家。相比之下,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然形成的社会"本质上是乡村社会,而未来的"人类社会"则是超越了城乡对立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乡村社会、城市社会、自由人社会,就成为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其实是与此对应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走向直面“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从对现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解读入手,准确捕捉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中国问题",然后运用"哲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提炼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核心理念",引领中国发展。这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围绕"中国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看,当代中国应首要关注五大问题:领域分离;权力与资本;公民社会;理性精神;政治解放。     

产翁习俗的深层意蕴:助产、禳夭并赋予婴儿顽强生命力

产翁习俗与重生意识密切相关。产翁"陪产",模拟分娩,意欲通过模拟巫术催生和助产。产翁"坐月",是因为产妇"不洁",且"阴气为害",被禁止接触婴儿,而丈夫则能"以阳克阴"。人们又普遍相信,父母与孩子之间有神秘的感应,产翁和产妇通过"颠倒"行为,力图通过巫术来增强婴儿的生命力。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历史要素的制度性理解不同,社会史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其核心要素.在社会边界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的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     

市民社会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社会发展的结构性转型推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研究者主要沿着两个视角展开：或把市民社会看作一种学理分析资源来研究，或将市民社会看做一种实体社会资源来分析。不同的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者不同的视角取向，因而两种不同视角不是截然对立的。无论是作为学理资源，还是看作实体建构，市民社会研究都有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显见价值。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的悠长发展历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之发育、发展、生成始终与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保持着相互照映的密切关系。其经验、理念中的一般性内容,可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可为中国市民社会生成所借鉴。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当下社会境况,注定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市民社会必将依循一条符合现实国情的道路,即中国社会转型所生发的现代因素催生市民社会的自身发育、市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动力,二者互动发展,共生共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共同目标。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唯物史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论

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也是社会存在的主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当＂顶层＂的社会意识左右了社会存在,社会存在背离了普遍的主体性价值,普遍的社会意识就会显现出对抗的因素,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矛盾就会加剧,社会意识的更多诉求,就会取向于社会存在的变革。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牢固确立执政党的为民意识,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务必强化执政党的服务意识,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始终做人民的公仆而绝不凌驾于人民之上。务必要从意识形态的顶层,扭转只为少数人或少部分集团谋利益的价值观念,让社会回归正常的存在形态,让主体人的意识重归主流渠道。     

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

在我国,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特定领域,通常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专门为老弱病残提供的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诸如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而服务的方式主要以院舍供养为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法,试图改变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格局,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营办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面。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基本被取消了,但政府独立支撑社会福利服务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由此而导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不足,二是政府投入不足,缺少对民间资金的激励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不是从社会福利责任中的退出。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基督教信仰下的少数民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以云南三个苗族村寨调查研究为例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祥和安宁、友爱诚信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基督教要求信徒不但要以"十诫"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要懂得"感恩",能"博爱"、"行善",要求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和谐相处。基督教在信教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于构建人际关系、规范行为方式、调节身心平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部分地区的苗族接受基督教信仰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基督教信仰使信教群众在社会组织、行为习惯、节日习俗、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苗族部分传统文化因基督教的介入丧失了传承的根基,另一方面,基督教文化已经融入到信教苗族的文化之中,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云南三个信仰基督教的苗族村寨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只要好好加以规范和引导,就能够在信教民族农村地区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