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

祭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的仪式化表征,自西汉以来,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清初帝王对于孔门后裔衍圣公的优礼,祭孔仪式中衍圣公不可或缺的参与,使得清初作为外来政权的祭孔仪式具有了正当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清初政权的道统形象。然而,清初政权对衍圣公优待的同时,又设法加以约束,其政治地位仅仅局限于对孔庙的奉祀与对家学的传承,特别是衍圣公向清初政权的主动靠拢,其实质表明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是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     

道·圣·文——中国古典文论中的"道"

以中国哲学道本论来研究文论中的道,是中国文学道本论的基本内容。刘勰建构的"道--圣--文"文论体系,开了以道论文的先河。韩愈和章学诚相继在其同名文章中建构了以道统文或以史论文的文道观。3篇《原道》勾勒出了文学道本论在儒道互补互动矛盾过程中的发展流程。     

任道与任情共生——审美现代性视域下泰州学派的"身""道"两难

在明代"身"与"道"崩裂的时代难题下,泰州学派标举知行合一、践履儒家道统、突出士人之"身"的自觉反思意识,在"身""道"互动中重塑士人主体的审美感知经验——自任于道的担当意识、恃道持道的自尊自信以及觉民行道的极致乐感.而越是自觉地践履儒家审美理想的"身""道"一贯性,则"身""道"两难带来的风险累积越盛,"任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害身""杀身".在对"任道"后果无法回避的自觉体认中,泰州学派反向强化了"爱身""保身"的私性自主意识,从而加速了任情纵欲等自然情性话语的"旅行",促成了中国审美现代性独特的双重指征:任道与任情共生.     

《老子》"道统有无"辨——《老子》"道论"的存在论分析

从宇宙演化论或生成论的角度来理解<老子>的"道统有无"说及"道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实际上,<老子>的"道统有无"说及"道论"主要是一种存在论而不是宇宙论,<老子>的"道"也主要是由人的思维对存在作出本原性思考而得到的一种认识,即"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最终根据;而这种本原和根据又体现为多层次的"有"与"无"相互依存的结构性特征.     

观念与秩序：清至民国曲阜孔氏族人的入林安葬

明清以降，入林与入谱互为表里，成为曲阜孔氏族人“圣裔”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孔林作为孔氏族人身后安葬之所，其葬域经历了从依血缘亲疏聚葬到按照宗支析分的过程，渗透着衍圣公府意识与普通族人的自主选择。清代以来，孔氏族人入林安葬受到严格限制，须满足身家清白且年满十五岁等要求；在具体程序方面，则依循亲族、户头、族长分别出具甘结和执结入林四个步骤，其中入林执结的审批权经历了从衍圣公到族长的转变。由于族大丁繁，因入林产生纠纷在所难免，纠纷类型及其处理体现出族众的丧葬观念，也反映了衍圣公府“敦亲睦族”“永息讼端”的宗族治理理念。     

江南地区近圣文化心理嬗变及其内在机制研究

孟子以其所居之地与孔子故里相近而感到庆幸、自豪,并以此自觉奉行孔子之道,揭开了中华民族近圣文化心理的帷幕。建炎三年,孔子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族扈跸南渡,赐家衢州,激活了潜藏于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士民内心的近圣文化心理,并极大地催化了"近圣人之居"这一以地理空间为逻辑起点的文化心理在江南地区的嬗变,这种嬗变在南宋以降的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华民族近圣文化心理的积淀与催化、江南地区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生力、孔氏南宗平民化转身的文化穿透力等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是江南地区近圣文化心理嬗变的内在文化机制。在这一文化心理影响下,"护圣""扬圣"成为江南地区士民自觉的文化选择。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韩愈的理想人格论

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新旧转捩之关键人物,其儒家道统论的提出不仅为宋儒开辟了理学的初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儒家道统论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圣、贤、君子层次分明的理想人格论更是具体展现了韩愈道统论对时人在安身立命、接人待物方面所应有的精神状态、道德认识及行为准则的要求与标准。韩愈理想人格论中,作为万世标准之圣人是无过、无所不通的;而贤人是不贰过者、不遇时不得道时是独善其身者,而一旦遇时得道,就必兼济天下,而且贤与圣一样是"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君子则是好恶分明、任人如器且重于责己之人。韩愈所提出的理想人格论是其道统论的具体展现与现实要求,研究韩愈的理想人格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道统论提出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蒲松龄与魏晋风流

蒲松龄首先体味了魏晋风流性情层面的“真”,将“真”发展为更加执着的“痴”,塑造了一系列痴男痴女形象 ;其次是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审美的浓厚意味 ,塑造了一系列狂生形象 ,肯定了越出名教的爱情与行为 ;最后 ,是超我层面的旷达自然 ,为其理想的境界加入了和谐浪漫、平凡而又超凡的爱情因素。蒲松龄得益于魏晋风流的不仅仅是精神内容方面的“痴”“狂”“旷”,还有艺术形式方面的“语典”“意象”“模式”等。     

“半窗寒烛,冷落荒斋”——解读卡夫卡与蒲松龄

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其创作中的种种变形意象阐释了人的生存如一只红脚鼹鼠般孤独,只能局限在它的狭隘而又黑暗的地洞中;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谓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高峰,其笔下的人鬼狐妖有孤苦,亦有悲愤。二人在自我的“冷落荒斋”借著书立说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苦闷,展示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热切关怀。作为个体,他们是踽踽独行的孤独者;放大到集体,它们是浮生社会的殉难者;“半窗寒烛”,他们都是力透纸背,企图超越极限的艺术家。透过卡夫卡与蒲松龄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亦真亦假的虚悬世界。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蒲松龄与爱伦·坡小说之比较研究

蒲松龄是清代杰出的小说家、诗人,其《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爱伦.坡是19世纪初美国的一位小说家、诗人,是美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奠基者。两位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作家,在身世遭际与小说创作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身世遭际方面,两位作家生前皆落寞孤独,身后却名声远播;在小说创作领域,两人都表现出对神秘恐怖题材的偏嗜,且在表现手法上极其相似。     

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

中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酒虫>,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据此创作了小说<酒虫>.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是题目相同、故事相同,而体态、气韵却大异其趣.蒲松龄是用散文小品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是用小说创作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的<酒虫>有从外在转向内在的人物心理刻画,有极具功力的氛围营造手段,由于时代所限,却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樊篱.因此,芥川只是站在二十世纪小说转移的门槛上,还没有登堂入室.     

论蒲松龄对邪教与邪术的揭露

蒲松龄对邪教与邪术的揭露有特殊贡献,他刻划了邪教教主的丑恶面目,揭示了邪教与邪术的巨大社会危害。与同时代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聊斋志异》虽然源出于同一历史人文心境,但艺术价值更高。     

蒲松龄的人文生态观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其诗文作品推崇人与自然亲和共融，敬畏与尊重自然生命，肯定人之本真存在，透露出作者崇尚自然、复归人性的人文生态观。这一观念源于作者对老庄思想的汲取、对晚明启蒙思想的承继及其诗人情性。     

对《画语录》与《画谱》的比较研究

《画谱》不是《画语录》的定本,而是讹误百出的伪本。《画谱》还冒然地对《画语录》做了诸多删改,不过这些删改客观上尚未导致石涛画学思想的根本变异,删改者主观上也没想达成这种效果。我们似乎只能说,石涛思想被打了折扣。这些删改有些是因为理解上出了偏差,更多的则可能与中国古代尊崇儒学的风气有关,即借助思想锋芒的弱化和圣贤的感召力,便于书的流通与传播,便于石涛思想为世人所接受。     

白朴世系考补正

白朴是我国古代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后裔收藏的民国戊子(1948年)之无堂刊印的《白氏宗谱》，记载了白朴上五世至下二十三世的世传和有关资料。从第一部《白氏宗谱》修成，至民国戌子年，已历五百年，明、清、民国年间曾续修十次，而每次续修都是在前一部的基础上增补接续的，从未中断，所以，这部《白氏宗谱》是保存至今的一部完整的较为翔实的家谱，它的记载是可信的。因而。它的发现对于研究白朴家世、谱牒学以及社会历史文化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