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行政强制措施与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是治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来源,保障公民权利应是治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最高价值准则,它必须为了公民权利而设置和行使。两者之间密不可分,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实践中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明显错位,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二者的相对平衡是现代法治国家的追求。     

简论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法律完善

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家权力来源及其行使正当的根本保障.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保障公民权利广泛、有效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外通行做法,并成为各国宪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借鉴国外经验,分析研究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现状与问题,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对我国宪法的发展乃至宪政建设都十分重要.     

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理性平衡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政制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达到理性平衡,是关涉国家权力规范运行和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宪法学体系的创新

我国现行宪法学体系较为陈旧 ,不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原理作为宪法学体系的主线 ,将宪法学的内容分为总论、国家论、公民论和典型案例分析四部分 ,以规范国家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各论的指导思想 ,是宪法学体系创新的重要思路     

本原与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是理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论基础。利益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共同根源,二者之间经过分离、独立、异化,在未来社会走向融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当前政治发展的主题与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论述,对认识与处理政治文明建设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试论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权力与权利 ,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是警察法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权力是指在政治、管理等多方面起控制、支配作用的强制性力量 ,权利是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一种资格 ,权力与权利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警察权力是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威性行为 ,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 ,包括许多若干具体权力 ,行使警察权力必须做到合法、准确、及时、适度 ;公民权利是国家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支持和鼓励的各种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安全、自由和物质好处的权能和利益。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 ,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权利。     

知情权与信息公开制度

知情权和信息公开体现主权在民和国家资源共享的民主、共和原则 ,体现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的宪政原则。知情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前提 ,信息公开是国家权力主体对公民对社会的义务 ,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实现信息公开和阳光下的政府 ,有赖于我国民主的不断扩大和法治国家的建立 ;有赖于党政干部对人民负责的观念的树立与增强 ,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是其区别于民、刑事诉讼的显著特点之一,其受案范围的确定主要基于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关系,并与立法的规范模式、国家的法治程度、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官的素质以及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息息相关。     

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

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 ,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并非总是和谐一致 ,而是往往处于冲突之中 ,这一冲突在刑事司法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这一冲突模式 ,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司法语境中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边界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认识进路。在法治社会中 ,刑事赔偿国家免责条款所界定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点 ,绝不是中间点 ,而应当向保护公民权利倾斜 ,即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形下 ,应该优先保护个人权利。     

公共秩序的结构分析

公共秩序结构可以划分为公共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结构,两种结构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的关系。由于公共权力载体的利益追求、公共权力效益的目标冲突和公共权力分化的实现过程所导致的公共权力结构的异化以及由于公民权利的非均衡提升、公民权利的社会权力替代和社会结构的不均衡变动所导致的公民权利结构异化,使公共秩序结构存在异化风险。对于公共秩序结构异化的防范与调试,需要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法治和程序正义、公共领域的公民参与和公民身份的双向形塑等。     

论我国公法体系的结构与变迁——从国家权力至上迈向人权保障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依靠市民社会强大的自治能力和个人自由观念的深入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构建法治体制。中国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国家权力极为强大,通过主动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是中国宪政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公法体系,通过改革公法体制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公法的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公法的改革正在逐步实现由国家权力至上向人权保障的目标。     

宪法的本质与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

从本质上讲,宪法体现的是一种控制权力的理念,但控制权力并不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和谐社会与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研究

和谐社会是一个道德和法律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社会。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这就对在和谐社会中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进一步考虑公民权利提出要求。     

政府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间关系的新模式——以公民权利为本的公共管理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经过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公民权利本位阶段、公民权利范围扩张阶段、公共管理阶段。公共管理是处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它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为宗旨、公民权利主体成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新阶段。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公共管理体制。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     

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

在由现代性所主导的社会历史框架中,解放性政治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这使得现代国家建构活动自其诞生伊始,就处在以国家一自由为轴心的叙事模式之中.在这个叙事模式之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成为现代国家建构活动的主导性逻辑--那就是在增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以推动人的解放和保障自由的同时,建构起公民权利的"坚硬外壳",以防止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对自由的僭越.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蕴涵的法治精神——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比较的思考

抑制政府专断的权力,在宪法之下给予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法治的核心理念和灵魂。《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主流话语背景下出台的,它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警察权力,规范公共权力的合理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力图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立法价值上蕴涵着现代法治的精神,体现了对法治国家的追求和维护。     

有限权力的法治定位

法治的永恒主题是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法律关系的调控 ,其中以对权力制约构成法治核心。确立有限权力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一要求 ,必须以民主法治化为基础 ,完善能够体现民意、维护民权、保护民利的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对权力强制性、等级性、保障性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背离人民意志向反向运行进行制控 ,使有限权力成为民主法律规定的权力 ,是民主选举代表代行的权力 ,是受到国家主人监督控制的权力。     

关于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举措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作为确立和保护国家民主的基本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它维护和捍卫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授予国家权力并严格界定各种权力行使的范围界限，为保护公民权利和防止滥用国家权力规定了基本原则。对十年“文革”的反思，使我们认识到建立法治、维护法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法治的第一要义便是树立宪法权威，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即依靠完善的宪法监督制度。宪法监督制度是保证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严格依宪行事的一切制度和措施的总和，是宪法运行机制的…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