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私的伦理价值

在隐私权保护的相关研究中,相对于如何保护隐私权,隐私伦理及其价值的研究相对比较少。本文将对隐私伦理及其价值进行研究,从与身体和性相关的隐私、与亲密关系相关的隐私、与私密情感相关的隐私以及与人格属性不可剥离的隐私的样态和价值进行分析,探讨隐私伦理存在的价值,为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伦理层面的依据。     

网络社会隐私权的反向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世界法律、道德规范缺失,网络传播的伦理问题日益凸现,其中隐私权问题尤其引人关注。以往人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利用网络传播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上,即对隐私权中的隐瞒权和维护权受到侵犯的重视,较少考虑到网络社会中隐私处分权不合理运用的社会道德隐患,本文试图从人们所忽略的隐私处分权的滥用,即自愿放弃隐私现象上进行探讨,以期找出这种行为的不合法性,向人们提出警示。     

论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及其道德底线

自媒体传播作为迅速发展的新兴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舆论功能,有力地提供了现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与完善.然而,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在现实中面临多重困境,需要为之设定相应的伦理立场与道德底线.自媒体传播应坚持何种伦理立场?人们通过自媒体传播参与社会舆论应坚守什么样的道德底线?又该如何控制和评价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关乎自媒体传播空间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全局性课题.探究并坚守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以最大化地实现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当成为繁荣发展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全民共识.     

新媒体时代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新媒体时代的隐私权呈现出客体范围扩大、经济价值增强、虚拟性凸显等新的特征。新媒体传播容易引发隐私信息被不当披露的问题,这给隐私权保护带来了挑战。我国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发挥着一定效用,同时存在诸多问题,如隐私权的含义不明确,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不合理,隐私权受侵犯的救济途径有限等。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加强隐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我国要完善相关立法,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隐私权保护的范畴,对侵犯隐私权的违法行为确立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和惩罚性赔偿原则,对处理侵犯隐私权的民事案件设置司法行政机关协助调查等救济措施。     

网络隐私权保护伦理初探

目前 ,对信息技术的滥用与网络道德的败坏 ,使网络隐私侵权行为日益泛滥 ,这不仅侵害了人的基本权利 ,而且阻碍了我国信息化的进程 ,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伦理分析 ,给网络隐私权保护予以道德力量的支持。在保护网络隐私权过程当中应当遵循伦理原则 ,以给网络隐私权立法提供理论依据 ,并对现实生活中的网络隐私权保护起到指导作用。     

全媒体时代隐私权的保护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快捷、广泛.因此给个人隐私权所造成的损害也是无法估量的.传统意义上的隐私权面对新时代需要不断扩张其内涵,立法者应该将信息隐私纳入其中.在我国,由于隐私权的研究及立法保护明显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有必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将隐私权保护进行明确而又细致的规定.针对信息隐私的特性,在必要时立法者应当在参酌他国或地区先进立法经验的前提下,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息隐私保护法规.     

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探讨

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做适当的定位，对当今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性是一个指向范围较广，同时也应该是具有特定价值色彩的概念。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情境下，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应该具有双重维度。首先从公共物品的概念生成和公共物品问题的产生来看，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就应该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公共性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又要求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主张。由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就形成了一个二维的、情景化的表述和定义。     

行政人员自主性建构的伦理意蕴——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分析

行政人员的自主性确立于公共性视域中的情境道德与行政价值之最深层次,是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对所遇到的伦理冲突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自我确信,是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行政伦理价值的确认与声张.它涵摄着责任伦理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行政人员的运权理性、政治智慧与道德姿态.在实践中,通过完善制度伦理和寻求自我实现的相互作用来建构行政人员的自主性,从而使他们真正为了公共利益而为公民服务.     

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

人类社会已悄然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在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的同时,其野蛮生长与广泛运用也给人们的隐私保护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困境.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伦理困境表现为:数据挖掘与隐私信息的整合、数据预测与隐私信息的呈现、数据监控与隐私信息的透明、数据分享与隐私信息的扩散等.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生成机理,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财富创造的关联性、规约机制的滞后性、隐私观念的流变性等因素.治理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包括:重构科技伦理,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完善制度伦理,促进法治他律与行业自律的统一;降低监控风险,促进知情同意与结果控制的统一;建构责任伦理,促进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政府信息公开中隐私概念的“阴影地带”

隐私概念的不明和边界的模糊给执法和司法带来了困难,人们错误地将个人信息等同于隐私,导致在类似的信息公开案件中出现了相异的判决结果,损害了法制的统一和政府、司法的公信力。有必要对信息公开语境下的隐私概念进行剖析,找出其核心意义与"阴影地带"。处于"阴影地带"的特定事实是否能涵摄于隐私概念之下,取决于对社会的隐私观、立法目的及相冲突利益的综合考量。隐私权与知情权应该是对立统一的,要维持这种平衡,应以最大限度公开为原则,对隐私概念采取合乎意义的限缩解释。     

网络技术背景下个人隐私权受侵问题的探讨

在网络技术背景下,侵犯个人隐私权事件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网络技术的异化、网络操作主体的道德失范和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对此,应当加强网络主体伦理原则渗透,加大网络隐私侵权行为的技术控制,构建一体化的政府网络监管体系。     

美､德个人信息宪法保护路径比较及启示——以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切入

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一般基于信息的人身性与财产性为选择保护的路径,却忽略了个人信息的人身依附属性.根据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自我的解释得出个人信息具有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属性.基于此双重属性导致美、德两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上有所区别:美国将个人信息作为隐私权保护外延,显示其对信息个体性的追求;德国利用领域理论将个人信息作为人格尊严的保护客体,显示其对信息公共性的偏向.从法律文化视角比较,两国存在价值取向与隐私认可程度的差异,由此造成对个体性和公共性的不同偏向;两国又因司法谦抑主义与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竞争,导致保护限缩的共同趋向.两种保护路径反映不同的法律文化的同时,也体现出两国都重视在立法基础上的宪法审查运用,以此平衡个人信息的个体性与公共性.故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亦需以“审查”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方式,并以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动态平衡作为判断标准.具体审查可以从程序上的公正平衡与实体上的合理平衡两方面进行判断,以此为个人信息提供有效保护.此外,打破个体性与公共性平衡状态的唯一变量只能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     

公共政策伦理价值的偏离与矫正

公共政策内含着基本的伦理价值如公共性、公平、正义等.但在实践中,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式微以及政府的内在性侵蚀公共性使得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其基本的伦理价值.而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提升公共政策主体的美德以及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衡平方能实现对其伦理价值偏离的矫正.     

隐私权法的西风东渐与本土发展探析

尊重隐私是人类的普遍需求,对隐私进行法律保护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但各国立法和司法对隐私的界定和保护的范围都有不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原本就脆弱的隐私权遭到侵犯的可能性有增无减.而隐私权与知情权、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历来一直是讨论隐私绕不开的话题.本文阐述了隐私权的产生背景、欧美及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司法实践、隐私权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以及新媒体时代给隐私权保护带来的新问题.     

隐私与隐私权问题研究

隐私与隐私权问题 ,既关系到主体的人格利益 ,也关系到其财产利益 ,尤其是在“信息就是金钱”的今天 ,隐私 ,作为一种个人信息 ,已经越来越具有更大的商业价值。然而 ,很少有人注意到隐私作为一种信息的经济价值和以隐私为对象的隐私权越来越具有财产权属性的客观现实 ;这将不利于对隐私和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本文认为 ,隐私 ,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不愿被公众随便知悉的其与公共利益无涉的私人信息 ;其功能或价值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随着信息逐渐成为商品 ,隐私不仅具有维护人格尊严的根本性价值 ,也逐步具有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带来财产利益等方面的工具性价值 ;隐私政策 ,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价值理念和隐私利益关系在立法政策中的反映 ;隐私权是主体对其隐私利益的支配权 ,在内容上包括隐蔽权和利用权 ;在性质上不仅具有人格权的属性 ,也越来越闪耀出财产权的光芒 ,它日益体现出复合型权利的特质 ,但在本质上属于人格权。     

公共性语境下的有效政府模式构想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是通过考诘和批判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纯粹的效率性逻辑而获得肯定的。揭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本质属性,其意义在于为现代公共行政实践确立普遍性的价值基准,以此来观照、衡量和牵引公共行政模式的改进与完善。公共性在现代公共行政实践中所表现的具体形态,为有效政府的生成与存在确立了功能导向和基本框架。有效政府模式设计不同于管理主义思想所倡导的单纯追求行政效率的技术性塑造,而是力图根植于公共性场域下,从本土化的语境中求解对效率性与公共性两者的有机融合,从而体现出现代公共行政应有的品格精神和伦理意蕴,以此实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     

自我节制:网络传播中受众的伦理选择

网络传播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人际互动是需要伦理规范来加以约束的.然而,网络传播中海量信息的强烈刺激和"身体缺场"的交流方式导致传统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约束力,受众的欲望失去了控制,进而出现种种失范行为.自我节制是人们在网络传播中合理的伦理选择.自我节制强调为了自我实现与自我幸福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并同时顾及他人利益.如此选择,整个网络传播将日益趋向稳定有序.     

权利义务观与亲子伦理精神的现代重建

在传统社会中,孝慈精神是亲子伦理精神的核心内容。孝慈精神逻辑上主张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但事实上却重孝轻慈、表现为一种权利义务失衡的价值选择。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转型形成个人独立化趋势与家庭私人生活领域化趋势,而此两大趋势迫使人们排斥权利义务失衡的价值选择而追求权利和义务统一的价值信念,最终导致亲子伦理精神的现代危机。在亲子伦理精神的现代重建过程中,首先要确立法律层面权利义务观的基石地位,其次要重视道德层面权利义务观的提升功能,其三要慎用法律作为道德底线的强制权威。     

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从史学上说,传统的和谐都是奠定在特定的道德价值基础上的道德和谐,这种和谐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困境。从学理上说,社会和谐只能是伦理和谐,只有复归社会和谐的伦理意蕴,确立普遍的道德合理性的价值原则,才有望使社会和谐成为现实。普遍的道德合理性既要求道德人格的塑造,又要求制度伦理的建构。而制度伦理的建构既应坚持制度的道德辩护,也应体现制度的伦理关怀。其中,制度的道德辩护——德福一致是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环境智能伦理问题的预测研究

环境智能是可以感应和反馈人的需要和意图,能够主动收集个人资料并进行处理和做出决策的电子系统。在许多领域已显示出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如家庭智能系统、各种网站上加载的智能应用程序、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通讯产品。但是环境智能的发展应用会引发伦理问题。所以伦理学者要负担起社会责任来预测和预防环境智能伦理问题。因为这将会大大减少这些问题大量出现后的治理成本,且更加有益于环境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而用未来学和延展认知理论对环境智能伦理问题进行预测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其伦理问题主要来自环境智能对个人信息隐私的侵犯。所以,提高隐私保护意识、把信息隐私权拓展为信息自决权和从人格权利出发合理选择隐私增强技术是环境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