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探析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探析高秀昌“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从西方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同时，也请来了一位叫“寅先生”（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个人主义”）的。自“五四”以来，我们高扬“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这不仅是正...     

新启蒙是当代史学的主要意义——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从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来观察五四时代已经落伍的封建中国,那么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场知识分子明星聚汇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五四”运动闪烁的民主与科学光芒很快暗淡下去,七十年来的中国道路历尽艰辛曲折。当中国再次步入现代化与历史转折的关头时,由种种制约所引发的反思就不能不再次呼唤着新的启蒙,而充当反思基础的当代史学,其重大意义就是新启蒙。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京博策划中心资助，山东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于1999年5月8日在济南举行。50多位与会学者就"五四"精神的实质、如何解读和评价"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在当代中国的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五四精神的实质，李平生认为，它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爱国主义精神，一是民主、科学精神。它们反映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时代主题：救亡与启蒙。刘庚子、黄少安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是"五四"所宣传的民主、科学的哲学基础，它第一次为中国社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了思想准备。孙…     

“五四”后期陈独秀的思想立场与哲学观

“五四”后期 ,陈独秀由渴求法律言论自由、崇尚基督耶稣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转化为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劳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清陈独秀由“五四”思想文化启蒙与创新转向政治理想建设与传播的基本线索 ,对深入“五四”时期思想史研究 ,大有裨益     

试论五四时期思想家的民主观

试论五四时期思想家的民主观吴乃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思想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民主和科学成为五四的旗帜，反映了五四启蒙思潮的精神实质．五四民主思想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总结，它深化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但其...     

“劳工神圣”——一个不容忽视的五四新启蒙口号——兼论中国现代革命和历史的时代精神

爱国救亡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课题和根本背景。围绕这一基本课题的解决,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作出种种不同的探索和努力,它们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性质相异的革命阶段和历史分期。从1915年9月到1921年7月(即通常所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是一个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过渡作出思想准备和理论创新建构的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课题的解决具有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特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往往以“科学”和“民主”最为关注,视为唯一的标识。不过,由此而来的理论研究又同时表明,“科     

“五四”文化价值取向论略

任何一种型态的文化,在其客体化的物质事相中,无不涵淹着人的精神的生机.这精神的趋赴,向着不同文化层面的辐射,构成文化的价值系统.在价值系统的发动处,是一种相对地达到民族或时代认同的人文祈向,即所谓文化价值取向. “五四”作为文化运动,过去人们总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作它的象征符号.这或者并不错的,问题只在于,是停留在对“民主”和“科学”的一般理解上,还是到被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内里去寻求五四新青年们的更深刻的用心.尽管五四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更张破坏的启蒙呐喊,但新思潮确有它的尚可把握的文化价值取向.同“戊戌”和“辛亥”相比,把五四称作“新文化运动”是恰当的;五四触及的是文化的价值系统,而且它甚或有一个能够理性地作出描绘的、用以处置传统文化遗产和构设中国文化未来的新的价值坐标.     

现代化的伟大启蒙——“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历史反思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十年了。当我们在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今天回顾“五四”时,感到它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亲近:遥远是时间上的距离,亲近是精神上的“神会”。“五四”先驱们高扬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当前仍然有紧迫的启蒙意义,仍然是改革开放所热切呼唤的时代精神。这种矛盾的现象启示我们: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人格的塑造,远比经济、政治的变革来得困难,虽然经济、政治的现代化也必然伴随着重重阻力和困苦。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五四”时期 ,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 ,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 ,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 ,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 ,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 ,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 ,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     

入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

中国加入WTO顺应了世界文明的潮流 ,WTO原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是当今时代的深刻主题之一 ,其结果必将促使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跃迁和升华。这次文化转型是 2 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延续 ,是“民主科学”启蒙口号的法制化的具体实践行动 ,它将是比“五四”更深刻、更切实、更有效的文化现代化转型运动。在全球化的文化流动中 ,中国的有识之士当在“对内促转型、对外促互动”中有所作为     

"个人主义"--"五四"一代之"公同信仰"--从鲁迅、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

将民主与科学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精神特质,几乎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史实。本文认为,民主与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显性旗帜,而“五四”新一代知识者之共同精神信仰则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先知类型”的“个人主义”为那一代知识者提供了独异的生命激情,从而使他们在中国传播异质性思想成为可能。本文力图从鲁迅和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对该问题的思考。     

五四前后陈独秀的宗教观述评

五四时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重建的时代。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发动者，陈独秀在宗教观上经历了一个由力主废弃宗教到倡导基督教的嬗变，这主要由于陈独秀文化观中“科学”与“信仰”的紧张冲突所致，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冲突，为后来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五四前期，陈独秀力主废弃宗教，“以科学代宗教”。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首先是袁世凯称帝，提倡尊孔读经，而后又出现张勋复辟的丑剧，旧思想、旧礼教死灰复燃。鉴于“尊孔复辟”逆流，陈独秀等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力…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论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科学观念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启蒙高潮,在这一历史的轮回与上升中,"科学"不仅是作为一个旗帜或者思想的动力资源被秉持着,而且"科学"自身的内涵与科学精神的外延也被积极地探索着和丰富着."科学"及与其相关的科学观念始终是五四时期、80年代文学与思想领域的关键词,透过不同时代对它们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可以从中折射出启蒙思想的变异及其深化的轨迹.     

对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审视

五四民主启蒙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以空前的规模、浩大的声势倡导和宣传了民主观念和思想,使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一度浸透了民主的色彩;它又突破和超越了清末以来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着力凸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权政治”的民主内涵。同时,由于受制于具体国情和民主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认识水平,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又明显地存在着民主理论建构不足的缺憾。     

被“遮蔽”的启蒙——解读“五四”时期的高一涵

多年以来，关于“五四”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但高一涵这个名字似乎一直遗漏在时代的缝隙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因为高一涵的启蒙思想多限于法政学内部，二是关于高一涵的资料核实困难。但作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最得力的助手与撰稿人，高一涵对于现代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有着系统而全面的见解，对推动“五四”时期的舆论走向和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