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后程序中的权力配置问题研究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判决生效后的一系列程序,即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保护程序、前科消灭程序等,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为了弥补我国刑事审后程序权力分散、职责不明的缺陷,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刑事执行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刑事执行中的裁判权及前科消灭的裁判权,完善刑事审后程序中的被害人保护制度。     

合理配置我国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救助程序、前科消灭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等.除刑事赔偿程序外,我国刑事审后程序的国家权力配置,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也缺乏一些必要的制度设计.因此,重新合理配置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规定裁决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原则上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应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建立被害人参与制度和被害人救助程序,完善前科消灭程序和刑罚变更执行程序.     

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分流体系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将案件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流。对较为重大复杂的案件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处理,以增强程序的公正性。对简单的案件采取简易程序、简化审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进行,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当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分流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适用率还很低,应在制度设计等方面加以完善,以凸显刑事审判程序分流的价值。     

刑事程序民主论

刑事程序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实现方式和保障措施,程序的民主性是实现程序正当化的核心要素;程序民主与诉讼公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程序民主的实现和维护机制实质上也是获取正义的基本保障机制。刑事程序民主建设包含着许多原则和制度的完善和构建。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认罪与和解关系研究

公诉案件的认罪程序与刑事和解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认罪程序与刑事和解在追求刑事诉讼的效率方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单纯的认罪程序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认罪是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达成公平与效率的合理平衡,因此,使认罪程序与刑事和解相协调,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必将有助于诉讼程序价值与功能的进一步完善。     

论刑事程序公正的标准

确立公正的程序所应达到的标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前提。本文在评介刑事程序公正几种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评价刑事程序公正的主体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和科学化原则。     

刑事第二审程序中的诉讼关系研究

刑事二审审判中诉讼主体间的关系已产生变化,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作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应当派员出席二审法庭,陈述其作出一审判决的根据和理由,出庭时的法律称谓可名之为"必要诉讼参加人"。二审法院不应在一审法院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二审判决。但刑事审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即使一审判决错误,也只是一审承办法官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了错误评断,二审则旨在纠正这种评断错误,而不是把一审法院作为刑事追究的对象。传统理论关于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或"控方诉求"的观点显然不适合二审和再审。只有将"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为刑事审判对象才是恰当的。     

“普通程序简化审”质疑

“普通程序简化审”本质上仍是简易程序的一种。目前在我国推行“简化审”尚缺乏现实的法制环境的支持 ,其运行有可能造成提高效率但损害了程序公正的后果。“简化审”在制度设计上有损诉讼公正。通过“简化审”模式来提高诉讼效率并非必要 ,目前不宜提倡。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改革

定罪与量刑是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刑事审判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准确定罪和适当量刑。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长期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将量刑纳入了法庭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正式确立。但是,量刑程序改革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论翻供的程序法意义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翻供现象之普遍化在揭示双重诉讼结构的交互重叠导致当事人陈述的自我矛盾的同时,也对现有刑事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翻供是当事人作为程序自主参与者的回复性权利主张;翻供现象表明了现有刑事程序制度在发现真实与保障权利上的内在紧张,并为中国刑事程序制度的进一步改良提供实际的论据支持。     

我国刑事诉论模式及其完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诉讼模式，朝科学化、民主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不论对于惩罚犯罪，还是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要求和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时代潮流，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及其具体规定的优缺点，并进而就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改进与完善提出了作者的设想。     

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一个亟待澄清的概念

我国在共时性语境下展开的刑事诉讼结构研究容易遮蔽一个历时性形成的问题: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与其理论基础浑然一体,其制度表达服务于西方由来已久的程序正义观;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与我国的理论传统在整体上也是协调一致的,其制度表达基本上服务于我国当下日遭否定的实体本位说。家庭本位观决定了我国古代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追诉、审问的两面结构。集体优位观决定了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国家专门机关对被追诉者进行犯罪追诉的简单结构和当下刑事诉讼的畸形结构。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亟待实现现代化,需要充分确立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权,在审判前程序中确立中立性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实现追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离。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现代化需要以"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理论支撑。     

刑事诉讼制度与其社会伦理环境的生态平衡

刑事诉讼制度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伦理环境密切关联：古代伦理道德体系与早期弹劾式诉讼制度，等级差序伦理观与传统纠问式诉讼制度，近代自然权利理论与辩论式诉讼制度保持着同构共生、动态衡生与网络整生的生态平衡关系。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与程序更新势必要求同步推进道德体系建设以保持二者的平衡互动。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应与新型道德原则精神相协调，力促刑事诉讼法律系统与社会伦理环境保持生态平衡。     

中韩两国刑事诉讼原则之比较

刑事诉讼原则作为各国刑事诉讼的司法及行为准则 ,不论其社会性质如何 ,在保障人权、公正司法的普遍意义上 ,均有其共同遵循的客观规律。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缺乏理论根据 ,应当予以取消 ;对韩国保障被疑者、被告人的陈述拒否权应加以借鉴     

浅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及其诉讼价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研究和认识其诉讼特点与诉讼价值 ,有利于健全、完善刑事诉讼法制 ,并充分及时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论"严打"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兼论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所在。一方面 ,刑诉法为惩罚犯罪提供了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 ,刑诉法又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宝。在“严打”斗争中 ,只有打保并重 ,不忽视和偏重任何一面 ,就能实现刑诉法的目的 ,取得最好的“严打”效果     

试论刑事诉讼效率

当代社会,犯罪率日益呈上升趋势,除了司法公正目标以外,刑事诉讼的效率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法律制度共同追求的另一重要价值目标。追求诉讼效率与追求程序正义并不矛盾,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启用和设置上必须从成本和收益上予以经济地权衡,才能实现刑事诉讼预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