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乡村治理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乡镇政府?是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或者是几者的结合?研究者们见智见仁.在我国农村应倡导"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但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指向

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作用,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特有的功能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的深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抑制了乡村治理主客体的成长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加强乡村治理客体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实际需要相结合,助力乡村治理主体成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和谐共生;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拓展乡村治理主体素质。     

透视专家的影响力：农村基层文化治理中体制内治理精英的行动逻辑研究

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是衔接党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农村文化治理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基于源发动力的差异,农村文化治理可以分为外源式文化治理和内源式文化治理。内源式文化治理强调积极挖掘文化发展的内源发展动力,在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将主流价值与乡村社会有益文化有机融合。外源式文化治理则强调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以主流价值为标准,去硬性地改造乡土社会传统价值,以达到价值灌输的目标。然而,两种文化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皆存在一定的瓶颈,即多元主体间的话语争夺和社会构件取向与社会建构取向之间的张力。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业主委员会培育与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建构

随着城市化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加快,传统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型物业社区蓬勃发展带来的治理需求,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正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方向。社区多中心治理本质上是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权力分散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方式协商民主化的过程。培育社区业主委员会、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推动社区治理分权、形成配权合理的社区权力结构,搭建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协商平台,创新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发挥政府行政力量、市场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的合力,是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建构路径。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乡村区域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息壁垒严重等问题。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复合协同,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杭州上城区社会治理模式从创新理念着手,建构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新体制,推进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项目型、行业型、整体性协同建构起社会化协同网络,在复合治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其仍应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     

社会合法性建构：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D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以闽南D村的移风易俗经验为切口,探讨正式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政社互动下的公意认证、知识融合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激励下的行为动力构建了规则的社会合法性,使得输入性规则获得社会认可,形塑了新的社会规范,避免了规则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制度输入为切口的社会秩序重塑是国家力量进一步下沉的重要方式,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内容。     

乡贤组织:转型期文明乡风塑造的有效载体

乡风是乡村社会的灵魂,文明乡风的塑造需要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等载体的帮助和支持.在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社会乡风仍然受到低俗文化、陈规陋习、愚风昧俗等一系列不文明现象的挑战.乡贤组织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和团体,是凝聚社会资源的可靠平台、激发内生动力的有效力量和缓解基层矛盾的得力助手.因此,通过创建文化帮扶型、协同共治型和三级联动型乡贤组织,能更好地繁荣乡村文化、构架沟通桥梁,从而推进公序良俗形成,培育乡村社会文明新风尚.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强大的治理动力是社区治理有效并走向善治的保证与必然要求。协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动力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域,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是社区治理动力生成的根本途径,而其中核心主体的主导作用有助于社区力量的有机整合。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的主体参与不平衡、主体权责关系异化和协同机制不顺畅的多元协同不足造成了社区治理力量构成较薄弱、治理主体力量难发挥和治理动力合力难形成的治理动力困境。因此,需要构建矛盾问题、价值理念、制度机制、组织动员的多维吸纳机制以促生社区治理动力生成。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近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考察

近百年来的中国农村建设呈三条轨迹多元模式向纵深发展,即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中国国民党主持下的乡村改进和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农村探索.其共同经验有:近百年的乡村建设是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明确了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尝试并创立了多项农村现代化新体制:乡村建设应循序渐进.忌讳急躁与政绩.其存在的问题为:社会各界好以贵族或救世主的眼光看待农民,好以城市模式来改进农村.好以控制资源、束缚农民实现改造农村的目标.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析

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其特征包括以制度外供给为主、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以及供给主体与收益主体二者利益相分离等。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问题清单与行动框架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为了确保巩固乡村脱贫攻坚与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需要对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加以透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民生引领、品质共享”为价值导向,构建“多主体合作、动态化调适”的主体结构,发挥“精准供给、供需耦合”的功能效果,以“技术引领、规则协同”为驱动过程,实现“服务高品质、治理高效能”的目标结果。然而,在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缺乏高效的联动融通、标准化服务体系建设创新不足、数字化赋能水平较低、质量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掣肘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全过程质量治理理念,全面实现全主体高效能的联动融通、高品质服务的全流程追踪以及网链性制度结构的全周期改进,以此助推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体密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以其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问题，为世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化解国家治理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密钥在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永不褪色、永不变色，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立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团结亿万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以追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基，以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共同体”铸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魂，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本，以“主体共同体”聚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力，以“制度共同体”筑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堤，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数字乡村治理的系统集成改革及其风险规避

乡村社会复杂的网络结构之中分散着技术化的和制度化的各类治理要素，链接着多元化主体之间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塑造乡村社会系统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有序功能结构。其中，参与性、智慧化、协同化是当代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设计有效落地的三大重要要素，三者之间的融合互动共同形成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性条件。作为中国制度场景下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的一种尝试，乡村系统集成改革通过吸纳式参与、智慧化赋能、嵌入式协同，塑造乡村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融合乡村的多层次治理效能。但数字乡村建设仍要避免陷入运动式集成改革的窠臼，进一步打破数字化主义集成改革的桎梏，超越系统集成的“合成谬误”，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