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动因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是特定地方的政府和群众对村民自治制度所做的创造性变革,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具有地方性、有限公共性、自治性、区域性等特点。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相对短缺的民主参与制度、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逐渐提升的服务需求与相对薄弱的农村社区服务等村民自治的内在矛盾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根本原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上级政府的号召与要求是引发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直接原因。     

村民自治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因村干部素质低、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以及"乡政"与"村治"互动中的困境等因素,出现了种种治理难题.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现阶段的村民自治正面临着农村社会异质化、村庄"分枝化"以及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等新情况的挑战.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试论矿区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容、方法和途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改善社会服务,激发社会活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创新提出了建设"六个家"的目标和愿景,开展了创新社会管理试点建设,打造了集物业综合服务、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专业服务、志愿者服务"四位一体"的社区服务综合体模式,实现矿区小区居民生活"七不出园"的目标,切实满足了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有效推动了和谐示范矿区建设,加快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基层组织重构与创新——以改革以来的浙江省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村民自治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浙江省农村建构了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等多个组织并列的多元化组织结构,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受乡村治理环境影响,实际运作中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有村级组织、村级配套组织、超村落民间组织等,形成了独特的横向和纵向组织关系.提升村民自治和发展农村社会,有待农村基层组织的整合和创新.特别是要整合村级领导集体、重建村庄组织、创设新型农村基层组织.     

城乡统筹中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湖北罗田“法务前沿工程”的经验与反思

农村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与日俱增,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弱化问题日益凸显,给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管理模式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应改变原有管理观念、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促进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向以主动介入、部门联动和社会参与为特色的新型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转变。当前,可以村(居)自治组织为依托,通过搭建村(居)一级工作平台,吸纳、整合多方力量,促使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将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法律维权等多项职能延伸到最基层的村、组和社区,形成多方参与、共同作用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综合服务体系。为此,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延伸范围以及村(居)法务组织的职能内容、自治性质、资金支持等问题,从而保障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的合法性,促进村(居)法务组织在承接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职能的轨道上实现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延续性。     

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

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小组上"可有效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宏观管理不便和微观管理缺失等问题,内在地实现农村基层政治建设、经济发展和乡土秩序的有机统一。在实际工作中,"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小组上"的主要路径包括: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党小组的覆盖力;通过规范化建设,提升党小组的统筹力;通过"双组共建",提升党小组的政治引领;通过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党小组的思想感召力;通过厚植社会资本,提升党小组的社会凝聚力;通过服务中心工作,提升党小组的改革发展推动力。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     

关于创新农村基层工作机制的思考

在新形势下,面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社会的能力,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必须创新农村基层工作机制:要创新育人用人机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要创新领导服务机制,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创新“综合治理”工作运行机制,维护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     

找回村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读后

陈柏峰的新著《乡村江湖》,以“混混”问题为切入点,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使我们在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中看到了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从陈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如何重塑村落社区的“公共性”,培育农民的社会自治能力,真正地“找回村庄”,是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任务.     

论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

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推行使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村民自治在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制度偏离现象.主要表现为群众自治的变异、乡村关系的扭曲、村两委关系的形变、后选举阶段的民主虚置化等.对于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现象,应当根据村民自治的制度目标,以是否有利于农村社会管理民主化、是否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是否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价值标准进行多维分析和科学评价.现阶段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现象极为复杂、多样,根据对于民主、和谐、发展三个变量的不同组合关系进行分类,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大致有六种类型.     

村庄金融环境与农户信贷约束

本文研究了村庄金融环境对农户的信贷约束状况的影响.在信贷约束的度量方面,本文区分了生产型信贷约束和生活型信贷约束,并提出了显性信贷约束和隐性信贷约束的概念.本文的研究发现,四大国有银行对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有显著作用,但只对其中的生产型信贷约束起作用；农村信用社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农信社的村庄信贷员和小组联保贷款政策对降低农户的信贷约束有非常显著的作用；由于机构数量较少,没有形成规模,新型金融机构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没有显著的作用.     

以社区自治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广西宜州市龙安村安宁社区自治的调查与启示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运动，村委会出现了“无钱理事、无人理事”的新局面，由此形成了村民自治内在的“成长的烦恼”与“发展的困境”。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中，社区自治是一种有益的形式。在村委会工作陷入困境的当下，进行农村微观组织再造，成立社区并探索适合于各地的模式，实行社区自治，具有推广性价值，有利于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城中村社区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以天津市S社区为例

在农村现有治理制度框架下，普通村民处于社区权力结构的最底层，虽然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程度等，较实施村委会选举之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总体程度和水平远远不够，普通村民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了解当前城中村社区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现状，并对其潜在的政治能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有效调动普通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规范城市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的政治生活，提高我国农村群众的政治参与水平与程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化变迁背景下,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呈现弱化的趋势,这可从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党员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其它组织的关系三个纬度进行评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包括村级党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危机等权力性因素,又包括诸如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执政绩效、外部环境等非权力性因素。因此,要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必须要改革选举方式、协调不同关系、加强组织建设、夯实经济基础、倡导主流意识等,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合法性权威。     

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制度的缺失、基层环境差及大学生自身的困惑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村官的职业发展.为此,要进一步从推动各项配套制度改革,改善基层环境,转变观念.提高大学生素质等方面解决好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