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性"与报告文学之"文学"观念变革

"文学性"问题是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中的关键,它长期影响着报告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文学性"在内涵上不断发展和深化,在外延上不断向"非文学"开放与扩张,从而使报告文学在取得辉煌成就时也逐渐形成新的审美特色,并导致其本体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发展成了现代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也就是说,一方面,传统的狭义"文学性"积极影响报告文学取得了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并驾齐驱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它在哲学、历史等"文化"的挑衅与侵袭下发生深刻变革,并在新旧蜕变、交汇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渗透于"新五性"之中的广义"文学性".     

文学性——扶不起的阿斗

"文学性"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他们把"文学性"看作是文学区别于其它的根本性因素,"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现在,有些学者又重提"文学性",但是在具体使用中存在着把"文学性"等同于文学的一般属性和文学特征的情况,混淆了"文学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世界文学中的乌托邦现象论析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到了今天,"乌托邦"本身的内涵已有了更大的拓展与丰富.乌托邦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学中也是不胜枚举,而处于东西交流、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现象更是异彩纷呈.中西文学的乌托邦现象虽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大异其趣的.     

试论文学经典的文本活态化

"文学经典"的概念只具有话语修辞的功能,其内涵与"经典"的原初义有明显差异.经典的原初义是以固化的文本为标识,而文学经典却是以文本所呈现的意蕴作为判断依据.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发,即如果突破以固化文本为文学经典的传统观念,而把文学经典的文本存在方式视为一种"活态"存在,则可在文学经典的文化身分表达、文学经典的艺术生存空闻和西化的文学经典观等问题上获得新的理论认识.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乌托邦文学现象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到了今天,"乌托邦"本身的内涵已有了更大的拓展与丰富.乌托邦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学中也是不胜枚举,而处于东西交流、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现象更是异彩纷呈.中西文学的乌托邦现象虽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大异其趣的.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概念的歧义与五四"平民文学"的争论

五四时期有关"平民文学"的争论,其实质源于"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表面上使用的都是"平民文学"概念,其实际所指各不相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是指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平民精神的文学,胡适的"平民文学"是指古已有之的来自民间的文学,而鲁迅的"平民文学"则是指革命胜利、工农解放后真正体现工农思想的文学."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孕育了五四"平民文学"的争论.然而这是一种错位的争论,它没能使五四"平民文学"主张的探讨深入下去;不过又正是这种错位的争论,带来了五四"平民文学"复杂丰富的内涵,从而成就了五四"平民文学"争论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自然描写":生态文学判别上的误区

国内的生态文学研究,在由宏观的理论探讨转向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解读过程中,明显地出现了判别标准的泛化倾向."自然描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成了生态文学的前提和条件,甚至也成了衡量生态文学的尺码和标记.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因为"自然描写"是千差万别、复杂多样的,并不是所有的"自然描写"都具有生态的内涵,有些"自然描写"不仅不具有生态的内涵,甚至可能还具有反生态的内涵,比如"人学"的自然陪衬、神性的自然崇拜和文化上的怀旧仿古,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三种类型.     

"真"的文学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变

真,作为批评范畴的话语,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系统里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与"言志"、"缘情"、"意象"、"意境"、"神韵"等相比,只起敲边鼓作用.至于客现现实一面,因为它被吸附在诗话、词话等感悟式、印象式、抒情式文学批评中,始终与主观情感捆绑在一起,所以较少指涉客观世界.只是到了近现代,中国近现代生死存亡危急的现实语境才催生了"真"的客观性内涵,使它急速上升为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话语.它迅速地越过抒情文学传统,与现实主义挂钩,其内涵直指"人生"、"平民"等文学的"普世价值",成为批评艺苑中一道主风景线.但是随着政治现实需要的加强,它逐渐被刺离了"人生"内涵,外延也被限定在革命范畴之内,沦落为政治工具符号.但如果文学之真一旦偏离了人生、平民、人道、人类等文学的"普世价值",那么它就失去了文学存在的意义.因此追溯"真"批评话语模式转变的历史,对于我们清楚地认识文学为人生、为平民、为人类的"普世价值"的永恒意义,扭转当代文学中粉饰、娱乐、游戏、谋利的文学短视潮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     

"桃花流水"意象的文学意蕴及形成

从文学角度看,"桃花流水"意象的形成有一个从物候现象向文学意象转变的过程."桃花盛开"和"雨水增多"在物候上的共时性使"桃花"和"水"建立了天然联系.水又常以流水意象的形式表现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桃花流水"作为一个固定表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成为一个文学意象.随着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这一表述逐渐成为一种经典语境,并衍生出如春景的象征、仙境的象征、超脱境界的象征、青春易逝和人生失意的感伤等多种内涵和意蕴.     

"异"路歧途与殊途同归

周宁教授提出的"文学中华"概念颇有"旧瓶装新酒"式的新意,某种程度上也兼具了理想主义色彩.从1980年代以来,变迁着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已被赋予了许多歧义丛生的内涵.往往在中国大陆以前的类似论述中,现代中国文学往往在此概念中吊诡的缺席,因此也难免所谓"海外"作家及学者顿生一种被区别对待的收编感.对应的是,中国大陆以外的许多类似口号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暗含了对中心,或至少是多元中心的迷恋,又有一种取而代之的类似吊诡.     

“精英文学”的概念内涵及形态辨析

"精英文学"作为对应于主流文学、大众文学的文学概念,在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使用,但也存在着被误解、误用的现象,有损于学术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因而,准确把握其概念内涵,并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作表态归属辨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面对大众文学的野蛮推进和严肃文学的日趋衰落,吁求"精英文学"的振兴,将有利于形成健康、合理的文学格局.     

“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两个转向

"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伦理学领域逐渐向诗学领域过渡,二是与"温厚和平"交替使用。这两大转变意味着"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柔敦厚"从此由一个偏重政教功用的伦理学原则逐渐过渡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典范。而在内涵方面,"温厚和平"更侧重于"向内转",更侧重于个体心性修养的一面。如此以来,"温柔敦厚"中蕴含的原始儒家"外求以大济天下"的理想精神相应就淡化了,逐渐转化为对一种文学风格类型的追求。     

"女性文学"批评之批评

批评界对"女性意识"的过分关注,导致"女性文学"难以获得博大境界.若能扩大批评视野,遵循协调原则,也许对解读女性文学的丰富内涵会有所帮助.     

美国犹太小说中的全息链

美国犹太小说蕴涵着丰富的犹太文化内涵,文学与文化形成了一个精妙的全息系统."悖逆--整合"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性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如同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中的"经路"和"气"一样,成为一条联结犹太文学与犹太文化整体、贯通犹太文化各个方面、各种范畴的全息链.这务全息链主要采取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实现小说文本对犹太文化本源内涵的呈现.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

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视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并对现行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同样,"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可以弥补"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性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以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形式上,也在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人本"思想的文字学发生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的长远国策.从文学学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从汉字的创建开始,就已蕴含了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很多由"人"字衍生、变形而来的字,都体现了古人关于"人本"的朴素思考.可以说从汉字创建开始就有了极其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