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三题

汉乐府三题于迎春一乐府的设置不自汉武始１９７６年，秦始皇陵出土了错金银青铜编钟一件，钮上刻小篆体“乐府”二字，①明确无误地证明了秦朝即有“乐府”机构。广州南越王墓又有铜铙一套八件出土，皆铭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字样。这“文帝”当指南越文帝，不指汉...     

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

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萧亢达近年随着两广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西汉南越国的墓葬陆续出土了一批官印，其中以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官印数量最多，将近十枚。从出土的官印观察，有的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知为死者生前所用的原...     

《后汉书·南蛮列传》所载“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质疑

“南越”一词,在中国史籍中出现较早,使用也较频繁.诸如《礼记》、《庄子》、《越绝书》以及《史记》等早期史籍均有著录,但其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和所代表的地理区域,却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其相互间的差异可能是相当大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后汉书·南蛮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建武十三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从行文上来看,这里所载的“南越”似乎是指赵佗所建立的“南越国”.赵佗,原为秦所封南海郡尉,乘秦朝衰亡之机,割据一方,自立为南越武王,控制南海、桂林、象郡等地区.前汉政权建立以后,汉高祖刘邦“为中国劳苦,故释伦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陀为南越王”.自此以后,前汉与“南越”的关系时好时坏.吕后摄政,“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趁此机会自称“南越武帝”,攻击前汉南疆,终使双方断绝关系.文帝时采取怀柔政策,使赵佗去帝号,再次称臣等种种曲折.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辟稳定南疆,灭亡了南越政权.关于赵氏“南越”的控制范围,法国著名汉学家鄂庐梭曾进行过考证,他认为,在“南越”最强大时,“旋将广西的南部、广东的西南端,同越南半岛的其它越种部落合并.此外,南越国并据有海南岛,此岛有若干瓯越的移民.到了公元前111年,南越始并入中国”.一般认为,“南越”包     

大盂鼎铭文“妹辰”的涵羲及其源流演变

一中国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上海博物馆中,陈列有驰名中外、西周初期的古鼎——大盂鼎,保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纪元前一千零五十六年)康王大臣盂所作的重器。鼎重三百零七市斤,铭文长達二百九十一字,在研究古代社会、法制、历史、语言、文字各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鼎铭有“女妹辰又大服”一语,其中“妹辰”一词,清代吴大(?)氏认为应当释为“昧辰”,意思和“昧爽”一样。他说: 妹辰“当译“昧辰”,(?)“昧爽”也。“释名”:“妹、昧也。”“易略例”:“明(?)故见昧。”“释文”:“昧、本作妹。”“说文”:“晨、早昧爽也。吴氏封於古文字的研究,被称为“具有     

汉墓玺印及其制度试探

玺印,即印章.中国古称“鉩”或“(土尔)”.后作“玺”,亦称图章.上刻文字,背上端皆有雕饰,谓之钮.《说文》:“钮,印鼻也.”即钮中间有孔,可以系绶佩带.“绶”,古代系印钮的彩色组绶,即丝带.《周礼·天官·幕人》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绶,组绶,所以系帷也.”《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玺印的起源可能很早,大约可上溯到商代.于省吾先生在《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曾录有铜玺三方,扁平状,鼻钮,有两     

岭南人文图说之九十二——广州的牙雕与骨雕

广州牙雕可追溯到秦汉。1983年出土的南越王墓距今2100年,内有南越王赵昧右夫人的象牙篆刻名章、金扣象牙卮和五支非洲象牙残堆,可见广州借海上通商发展牙雕业甚早。据《晋书》载,魏晋时广州工匠已能制作象牙席(簟),清代成为贡品,但雍正皇帝以其过     

句鑃与乐府

句鑃(音勾掉),是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地区越族人民制造的青铜乐器。其形似钲,口向上,有柄可执,用槌击之而发声。过去在江苏、浙江、湖北等地都有出土。1983年秋,广州市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前期的大型石室古墓,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音末)。墓中保存一套(八件)完好的编乐句鑃。这套句鑃由大至小依次排列,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最大的“第一”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最小的“第八”通高36.8厘米、重10.75公斤,八件共重191公斤。这套精美的句鑃的出土,除了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风貌之外。它还为我们研究古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和职能,提供了极为有力的物证。     

楚族南迁及其江汉沮漳基地的早期经营

屈原《离骚》与司马迁《史记》皆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帛书所记,近来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竹简中的卜筮祭祷记录,以及《国语·郑语》所载史伯之说,也都表明楚为祝融之后。是知羋姓熊氏楚人为华夏后裔,其先祖原在中原地区。《世本》谓“鬻     

出土文献研究与学术评价的若干问题

出土文献对于学术个案的解决往往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国维在 2 0世纪初 ,利用当时新发现的甲骨卜辞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 ,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基本正确 ,从而证明《史记》所载中国古代史中的商代部分基本可靠 ,并可由此推断《夏本纪》的信度。这一学术成果将中国历史中的所谓“历史时期”向前延伸了近两千年 ,其价值不言而喻。汤炳正通过对阜阳汉简中《离骚》《涉江》残片的研究 ,批驳了“屈原否定论”。汤漳平、谭家健等通过对银雀山汉简《唐勒赋》的研究 ,纠正了学术界对宋玉赋的片面否定 ,大大推进了人们对…     

《史记》校勘二则

近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对勘,偶得两则,兹录于下: 一、《史记·魏世家》: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战国纵横家中》无“山”字,《史记索隐》也说:“涉谷是往楚之险路。从秦向楚有两道,涉谷是西道,河内是东道。”可以肯定《史记》的“山”是衍文。涉谷,地名。道涉谷,是说取道     

陵县平原君墓考

<正> 陵县县城城里有座古墓,墓前石碑高约二米,碑正文为“平原君基”四个大字,落款是:大清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孟夏,知陵县事浙湖沈瑊重立。墓碑既为重立,则此前当有平原君墓之石碑立此;另外,七十年代陵县修环城河从墓前通过,地下出土有一雕石卧虎,据此推断古墓属真古墓,非后人假托。墓主是谁?部分志书如《长河志》、《陵县县志》推断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公子赵胜。《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赵胜“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东武城《史记》正义注     

读考古发掘所得文字资料笔记(一)

(一)满城陵山二号墓出土的所谓“宫中行乐钱”和“铜骰”。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报告》),满城陵山二号墓(即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窦绾墓)出土两套所谓“宫中行乐钱”,每套二十枚。一套“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缺‘第三’,但多一枚‘第十九’……)”。另一套“铸韵语一首,二十句,每钱铸一句,句三字或四字”,《报告》撰写者依韵脚和文义整理,录文如下(引者按:《报告)所标“第一”、“第二”等字皆删去):     

“或或”一解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鵩鸟赋》云:“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集解》引李奇说:“或或,东西也。”按李奇是以上文“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来释此文,意谓众人东西趋利也。未得其解。或或,亦作“惑惑”,《荀子·解蔽》“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     

范蠡所居陶地考

范蠡所居陶地考张守德，李近山太史公在《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都具体地记述范蠡性越灭吴，浮海适齐后“止于陶”，“卒老死于陶”。但陶在今何地，其说不一，需要我们再加探讨。对陶的解释有二，一是释陶为陶山。如《抬地志》所载：“陶山在济州平...     

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考说

<正> 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一枚铜印,方座,驼纽,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印通高2.9.边宽2.3.驼纽高2.1.重厚0.8厘米。作为印纽的骆驼屈肢跪卧,昂首向前。(《青海上孙家寨匈奴墓》,《文物》1979年3期)铜印出土之后,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不少人予以评价,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考证。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玺”之再识

“垄”是古代中国皇帝印章的专称，这为今人深信不疑。《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曰：“垄：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亦云：“空：帝王的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文化之谜》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传国玉皇何处寻》一文开箱也说：“奎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然而，这不冠前提的流行说法值得怀疑。因为，“至”在封建社会时期除了指皇帝的印章外，又可指：（1）太后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九年四月，“毒矫王御奎及太后变作乱”。（2）太子印．如《宋书·礼志》：“皇…     

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

《西汉南越王墓》将岭南出土与犀象有关的资料看作南越海上交通的物证。 其实,历史文献关于岭南犀象的生存和犀象资源的利用多有记载。似乎不能排除岭南象牙应用于工艺制作,满足贵族消费的可能。而出土皮甲及铁甲所附皮质材料,很可能也取自当地出产的犀。研究者以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遗骸为资料讨论汉代气候,其结论与此前一些研究成果吻合,然而虽指出汉代广州地区有象类生存,现今则已消失,遗憾的是没有使用相关出土资料以予说明。     

对《商周研究之批判》的商榷

《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所载《商周研究之批判》一文基本上突破了前人对甲骨学的研究成果,这是学术革命的信号弹,值得纪念.但文中有许多问题尚需继续研究和批判,本文仅择其有感者略陈拙见;以续学术革命之声气.一、卜辞内容并非“只卜问了祭祀”我将《商周研究之批判》一文简称为《批判》.《批判》一文认为“现在出土的甲骨,其内容只卜问了祭祀”,“甲骨前的干支,过去认为是卜问的日期,而我们认为应该是卜问的将举行的祭祀之期”.     

北魏王真保墓志考略

王真保墓志,1972年3月出土于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墓志拓片及墓葬情况,见《文物》1975年第6期秦明智、任步云《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一文。王真保墓志的末尾署“大赵神平二年”的国号和年号,不见于文献记载;经秦、任二同志考证,认为属于北魏末年在秦、陇地区起义称帝的少数民族万俟丑奴。“神平二年”时当北魏考庄帝永安二年(529年)。我们以为这一推断是正确的。本文拟在秦、任二同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墓志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考求。纰谬处,望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