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述评

本文简要介绍和评述了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文献,在厘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概念,梳理国外学者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内学者对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后指出该领域理论争辩的焦点和尚待研究的问题:(1)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孰轻孰重;(2)强关系与弱关系孰轻孰重;(3)“原始社会资本”与“新型社会资本”孰轻孰重。     

农民外出就业: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的交互作用

农民外出就业 ,是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与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形成了农民流动的“推—拉”力。新的和不断调整的制度安排 ,使农民向外地流动成为可能。农村居民之间相对经济地位的竞争 ,越来越成为农民外出就业的强大动因。区域和个人条件的不同 ,使农民外出就业呈现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把结构和行动联结起来的是理性———包括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外出就业的行动 ,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性要素 ,促进城乡关系结构的改变和乡村社会的变迁。     

“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     

社会流动与时空延伸 --"浙江村"农民流动的社会时空分析

本文认为 ,“产业——社区型进入”是“浙江村”农民实现社会时空延伸的途径 ,也是“浙江村”农民流动与其他农民流动本质区别之所在。对这类农民流动应给予政府方面的肯定 ,这有赖于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网与农村老年人身心状况

本研究考察了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网络变化对其身心状况的影响。研究证明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和网络变化都对老年人的身心状况有显著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变量中 ,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和身体状况都有影响 ,职业地位则只对身体状况有影响。在社会支持的数量中 ,支持网中有无配偶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身体状况都有显著关系 ,子女的数量只与生活满意度有关。在社会支持的质量方面 ,关系强度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关系 ,网络资本中网络成员经济收入的平均水平则与生活满意度和身体状况都有显著关系。在所有因素中 ,影响最大的是网络的变化 ,失去网络成员对老年人身心状况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变量的影响     

消费流动:人才流动的又一动因——“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理论探究之一

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但是,在以往的文献中,这个向度被忽略了.文章分析了这一忽略的根源,并认为,要深化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必须重找切入口,即:用分析性概念来替代综合性概念和经验实体性概念.从分析的角度看,社会分层可以分解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向度.它们分别是:经济流动、权力流动、消费流动和地位(声望)流动.前三者共同构成后者(地位流动)的原因.消费流动不但涉及与市场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涉及与再分配机制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通过引入消费流动的向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就不但解释了个体之间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解释了区域之间或地方之间的不平等.通过把消费流动整合进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文章扩展了“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之关系”的内容,并据此分析了地方与地方之间在人才竞争上的优势与劣势的体制根源.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流动

在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纷繁多变的现象背后,蕴藏着多元复杂的动因。近代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绅士阶层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其多向度的社会流动直接与其所受教育密切相关;而农民阶层的多元的社会流动,则被动地缘于天灾、人祸、经济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压力;在这沉重的压力背后,又不乏教育的苍白与缺失。且由于新式教育与近代社会实际相脱节,导致人才“失业”,影响了社会流动的效率。     

社会流动、地位市场与经济增长

社会流动渠道,或说支撑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因为它调控地位市场的激励结构。本文将“社会不流动”的概念扩展到包括从种族清洗到性别和年龄歧视在内的所有歧视现象,并且阐释了它是怎样阻碍经济增长的。文章还认为,理解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中两种激励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     

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

本文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2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考查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乡移民规模、移民方式和特征,以及移民的社会流动.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力流动而非移民运动,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遭遇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绝,使他们很难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完成移民过程.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通过城乡移民过程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收入提高和职业地位上升只是由于社会隔绝壁桑的作用,农村移民所能获得的上升劝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     

流动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研究

利用2007年末进行的南京流动儿童家长、市民问卷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城市两大群体间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两群体间社会距离具有不对称性,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感知社会距离越小,同时社会网络有利于减小双方间社会距离.     

社会经济地位与价值追求

本文通过数理分析明确了社会经济地位与价值追求的关系。数理模型由社会经济地位与价值追求两个维度以及高和低两个层次构成，并基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将优先实现价值追求上升流动的理论假设，将两个优先机制转变为精准的数理模型。一个机制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决定能否实现价值追求上升流动，另一个机制是完全由学历地位决定能否实现价值追求上升流动。第一个机制的数理模型为词典式次序模型，而第二个机制的数理模型为学历地位至上模型。通过两个模型的比较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价值追求的关系极其复杂，虽然总体上可以说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中的学历地位的提升可以导致价值追求的上升流动，但不同的情境下未必完全如此。最后，分析了模型的理论值与国家数据的经验值的契合度，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

本文在评述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社会网络对于职业流动不同作用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转型经济中社会网络对于职业流动作用的 4个理论假设 ,即市场化假设、权力维续假设、机制共存假设和体制洞假设。文章运用对天津 1 999年就业过程所做调查获取的资料检验了上述假设 ,第一次对人情和信息两种关系资源进行了测量 ,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网络在 3种经济体制下发挥作用的不同形式。作者的结论是 :职业流动者的社会网络主要是由亲属和朋友两类强关系构成 ,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式以提供人情为主 ,以传递信息为辅。这些作用在转型经济时代尤为突出。     

牧民定居社区社会关系重构研究——以青海省玉树州曲县H社区为例

游牧民定居工程使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生产与生活场域的改变,促使牧民新社区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社会资本视域,以社会关系为切入点,通过描述青海省玉树州曲县H社区定居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的转换及适应过程,展示牧民在新环境中的交往需求变化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情况.研究发现,牧民定居后在重视维持传统亲缘关系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基于新生产生活场域的新型社会关系,而社区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又是牧民在业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把各种关系作为社会资本运用的结果.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

根据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对阶层聚类,只是解决了社会分层中的类型学问题。在阶层聚类的发生学问题,即成员资格竞争条件和社会流动的路径依赖方面,社会资本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阶层分化调查数据分析,根据“流动表中成员获得初职的家庭背景影响”、“社会关系在决定社会分配中的重要性排序”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获得中,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社会资本在阶层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整合和集成作用。社会资本使权力、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相互保持稳定兑换,减少风险,增值增效,也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社会资本诱导资本与公共权力结合和相互渗透,扩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这使国家管理者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互动中面临着交换的权衡和被收买的考验。     

农民合作中流动的社会资本:一项行动研究

社会资本可从关系网络、文化规范、功能结果三个向度加以分析.在这三个向度上,岳东村农民养鸡协会的社会资本存量在组织化状态下得到提高,但是很快又回落到原来水平,表现出流动社会资本的恒定性,其原因包括社会资本结构变化困难、既有社会资本存量低、物质资本匮乏等.     

“努力”与“拼爹”影响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研究

将个体“努力”自致因素与“拼爹”先赋因素作为解释我国社会地位代际流动的双驱机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路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个体“努力”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既包括直接提升作用,也包括增加上大学、创业、体制内就业等机会的中介路径;相比之下,“努力”的作用还低于父辈地位的影响,但“努力”作用的边际回报更高;进一步将样本分为“60前”、“60后”、“70后”、“80后”四个世代,或上中下三个社会层级,各组间系数变化及其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努力”的作用在趋于上升,父辈地位的作用则在减弱,且“努力”对社会底层家庭的作用更大。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更换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得到了支撑。由此反映我国社会结构提供了努力者向上流动的渠道,折射出社会流动性的上升走势。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分析

本文认为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含义,应该强调作为公共领域活动的市场交易与私人领域中特定亲密社会关系的密切关联。经济行动者选择关系通常是针对性的、策略性的、有目的的,是在特定“情境”下的经济理性选择。宏观制度环境、企业的交易地位、与交易伙伴的不同依赖关系及行动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经济行动者行动“情境”的三种重要的基本机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论晚明商人侨寓、定居化趋向与社会变迁

明代以前 ,大多数贩运商行踪不定、四处流动。明前期 ,各地商贩已有落定迹象 ,中叶以后 ,商贾定居经营与日俱增 ,几成潮流。尤其是徽州商人 ,流动最广 ,常以集团军的形式落居各地。考索商人定居之自觉动机 ,既有求安定的民族心理的作用 ,更是市场吸引和利益驱动使然。追究更深层原因 ,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关系变化之结果。行商定居化的趋向与实践 ,造成了全国各地大小城镇市场多为外商占据之局面。外来商人定居化现象明显。封建社会人们居住场所和行为场所的变化 ,既是对社会变迁的适应 ,也是复杂社会渐变的一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