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偏好与制度起源:以1950年代后的收容遣送政策为例

尽管学术文献里没有给出政府偏好的恰当定义,但它的确是解释中国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运用制度学派的有关制度变迁理论,对收容遣送制度起源的历史作出政治学的解释,可以认为,巩固政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重压力,都对政府治理城市秩序的偏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0年代以后的收容遣送政策及其实践,为考察政府偏好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建国以来户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嵌入

建国以来的户籍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是户籍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政府在户籍制度变迁中的行为逻辑,可以概括为"三条路径、一个目的",即政府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和价值嵌入,来主导和规划户籍制度的变迁过程,以实现权威、秩序和效率。政策嵌入体现为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组织嵌入体现为通过相关机构的设置与调整,为制度变迁提供组织上的保障;价值嵌入体现为通过政治话语的确立与调整,克服制度变迁中个人或团体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     

东道国政策变迁和外国直接投资

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变迁是一个由制度非均衡到均衡再到非均衡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政策的成本特性(包括制定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时间特性会对政策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和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一国的FDI政策变迁表现为路径依赖和政策创新两个层面的交替或并行发展。中国的FDI政策变迁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政策探索期、政策成型期、政策调整期、政策完善期,每一时期的政策既有创新又有路径依赖,从而构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中国区位优势。     

转轨中粮食政策变迁及其市场制度关系的形成——1998年以来"粮改"的进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1998年以来粮食政策改革及其市场制度体系的确立研究发现,解释政治学关于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观念因素与转轨经济学对影响转轨条件和策略的因素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之间可通过政策决策层对不同政策目标的优先排列顺序的选择以化解转轨中的各类阻力因素而内在地联系起来.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解释因素结合起来可以加深对市场化转轨进程中市场制度运转的条件和逻辑的理解.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关键的阻力因素不仅来自于政策改革与市场制度关系形成中利益受损者能否得到有效的补偿,而且也可能直接来自于政策决策层对特定政治或价值目标的追求.     

政策学习:理解政策变迁的新视角

政策学习作为解释政策变迁的一个较新的视角,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上尚有很大空间。政策学习源自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随着学习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被重视,政策学习概念也不断变迁。政策学习理论应用于社会政策研究中,将为丰富社会政策理论、分析政策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增加决策合理性和政策效率作出贡献。社会学习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政策过程和政策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社会政策从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变迁。     

制度变迁中的党、国家与社会:一个案例探析

本文以浙江嘉善县实施近5年的县、镇、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体系建设为案例,展示了一个由地方政府推动的、诸多部门配合的、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的诸多社会管理难题、以提供更便利的公共服务为内容的制度变迁或创新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阐明地方政府在推行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哪些关键机制在发挥作用,以及循着这些发现去进一步探究现有政治体制的动力机制。     

制度变迁的运作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考察

历史制度主义从历史观和制度观的双重视角理解制度变迁问题,把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看成一个整体的演化过程。运用过程分析方法,考察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下制度变迁的运作机制,可以分为作为制度存续历史过程和宏观背景的稳定阶段、向阈值临界点位移的变迁前奏阶段、遵循路径依赖进行变迁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意外断裂的异常状态。然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制度变迁的解释也存在一定限度:一是如何处理宏观结构与微观细节的关系问题;二是案例总结的归纳方法缺乏普适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以民营经济的演化过程为例

本文通过引进历史逻辑起点、生产率竞赛、制度互补等关键概念 ,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演进论解释。本文认为 ,在转轨时期 ,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会决定其民营经济政策进而影响民营企业形成对未来的预期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构成的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会共同塑造某个特定地区的“制度互补特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民营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 ,其结果 ,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分岔的状态。     

欧盟经济政策协调递进的制度分析

伴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欧盟经济政策协调经历了贸易政策协调、汇率政策协调、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等几个阶段 ,呈现出递进的特点。运用制度创新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政策协调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不断降低 ,变迁的路径是由自发诱致与政府主导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欧盟经济政策协调制度变迁表明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成功需要把握好市场、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关系。     

社会公平视角下公共政策有效性的路径选择——关于公共政策效能的一种理论诠释

公共政策效能问题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焦点议题。作为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应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来实现社会成员福利的最大化。西方学术界对公共政策效能进行分析的精英模式和政治过程模式,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提高公共政策效能的路径选择,在于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偏好和公众意愿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互动,这一有效衔接的桥梁和纽带便是公共舆论。     

协调对华经贸政策的角色：从总统到中美高层经济对话

冷战后，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包括总统、国会和各行政部门在内的政策主张不一，不时发生对抗，反映出其部门间协调性机制的缺位。近年来，美国财政部牵头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国务院领导下的中美高层对话构成了中关经济对话的新型机制，弥补了美方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用以协调本国国内各部门政策立场的制度性缺陷，为稳定和助推两国经贸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的有利机制。     

效率与公平在农业财政支持政策中的目标定位

本文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经济政策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指出公平缺失是造成地区间、城乡间差距加大和农村公共物品匮乏、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现阶段,政府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应更多关注公平,采取农业财政支持政策,解决二元经济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     

私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经费资助政策比较——以美、日、中三国为例

美、日、中三国的私立(民办)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在各国资助政策框架下政府经费资助状况各异。本文通过一系列数据比较分析了三个国家政府经费资助在私立(民办)高等学校经费来源结构中的比例及其经费资助的特征,指出我国政府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应该建立一个稳定的经费资助体系,并将竞争性与非竞争性资助相结合,通过政府资助政策的介入来平衡当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过于强大的市场力量。     

地方政府规制与规制外部性

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规制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外部性,即规制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因自身的无效或被规制者的影响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转移。它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与市场外部性比较,规制外部性可能影响配置、稳定、分配和增长。它的存在对政府干预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因此,在外部性治理问题上,有效的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种规制外部性的大小。     

公共政策分析的实质、特点和内容

在公共政策分析已经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广为关注的活动之后,研究其实质、特点和内容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公共政策分析并不是简单的将分析的观念和方法运用于政策活动。它是分析人员以政策问题为中心,以政策过程为线索,以民主为依归,以倡导、交流为目的的质疑性的、能动性的、政策知识和主张的创造活动。现代公共政策活动是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展开的,服务于并受其影响的政策分析具有质疑性、复合性、论证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政策资料、转换政策信息、获取政策知识、形成政策主张。     

机会均等是我国民办高校法律地位的根本保障

分析了民办高校发展的历史,认为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相比在政策制度、财政、教师资源、生源、科研等方面存在机会不均等的状况,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政策制度所致.为了解决民办高校发展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国家应确保政策制度公平,并在经济、政治、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实行积极补偿政策.     

教育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复杂性因素”

近年来，教育政策研究呈现出典型的动态特征，从初始的文本状态发展到充满复杂性、差异性、不确定性的链式形态，有很多因素在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相互牵制，影响着系统的秩序和流程。对于教育政策传导过程中“复杂性因素”存在的认识，对具体政策运行出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复杂性分析，有助于对系统的要素构成和运行机理加深了解，把握教育政策运行的本质规律，对政策效果加以科学评估。     

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主题与方法

财政分权理论是当前公共财政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对多级财政体制下政府、政府行为和政策选择问题的研究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主题。该理论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研究是基于Samuelson-Musgrave公共产品理论对效率问题和公共选择分析范式的对政治程序问题的探讨。新制度财政分权理论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起点,对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的研究突破了传统分权理论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财政分权政策制定的规范和实证方法的交易成本政治学构成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