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可能?

本文认为人类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会遇到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价值论上,人类价值尺度的不可超越性以及非人类存在物价值主体资格的缺席;在实践论上,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的不可丢弃性;在伦理学上,非人类存在物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意识的缺失,以及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能力的缺乏;在本体论上,人以人为原点对宇宙和人生所作的形而上的了悟和追思.这一切致使人类无法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及科学发展观

生态哲学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看法,是不同范式的生态哲学争论的焦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基本态度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一方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充满现代色彩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它而言,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显得残酷,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显得虚伪。     

从对抗走向兼容:探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内在关系的演化过程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一直是生态伦理学的热点问题。其争论的焦点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伦理关系、价值关系三个层面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促使人类中心主义对其原有的观点进行调整,克服了狭隘的功利主义,承认自然系统的内在价值和内在平衡的必要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兼容。     

环境伦理坚持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环境伦理观是当今环境伦理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作者通过剖析这两种环境伦理理论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在处理环境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所处的困境 ,论证了树立与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的合理性     

环境伦理之争与我国环境法的伦理抉择

正如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传统人类文明是以"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西方学者最先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质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浮出水面,两者在伦理学界展开了争论,并对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非人类中心主义能否替代人类中心主义——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对抗的层次

当代全球环境危机的出现使得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在如何重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对抗的理论观点.笔者认为,这种对抗源于这两个概念内核的不同,因此本文从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结构入手,通过对二者对抗层次的划分、理解与评价,试图澄清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它们理解上的混乱,从而得出非人类中心主义不能替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结论,并且指出这种理论对抗对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本身带来的后果及引发的现实意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合理的生态伦理观

人类中心主义一直被认为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由此遭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猛烈抨击。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并不是要把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而是在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实现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自然存在物的工具价值,无限制掠夺自然、奴役自然也是我们要批判和否定的生态伦理观。     

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与自然也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二者在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最终相互生成。当我们讨论生态问题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讨论的是社会属性的人与被人类活动打上了社会关系烙印的第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认为的"自然是人的一部分"或"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外在"主奴式"包含关系。脱离人与自然的内在生成联系以及人与人的现实整体社会关系,孤立而空洞地争论"人的主体优先"和"自然价值至上"的人与自然问题,将永远无法找到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正确出路。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焦点之辨析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派别之间的争论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生态伦理学在争论中不断的发展和丰富自身的理论。综观这一旷日持久之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争论的焦点也在发生着改变。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及道德关怀层面,对二者争论的焦点作一次系统的梳理,认为人对自然负有的义务是直接的义务抑或是间接的义务是二者争论的焦点之所在。     

追求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讨论的实质在于超越素朴的人类中心观， 反省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 从而自觉地形成一种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应当在生活世界的意义上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 把人类长久持存看成是最高价值， 赋予自然环境以内在的生态价值； 应自觉地用实践理性去规范实践活动， 使人类实践活动具备足够的合理性与自律性； 应把反思现代性看成是确认现代性的必要环节； 应自觉地、历史性地确立起类意识与后代意识； 在具体关注人类整体生存状况时， 还应自觉地克服和摒弃区域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