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莫言——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承担着"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的使命,那么,近邻日本则是这一使命所诉诸的重要场域。在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作家是鲁迅和莫言,这两位作家衔接了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一百年。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作品被翻译的最多,也拥有着最广泛的读者群。研究从鲁迅到莫言中国现代文学留在日本这一特定域外的某种镜像,对理解以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文学活动肇始的这百年中国文学乃至百年中国历史,其现代化发生与世界传播及接受,有着特殊意义。     

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

鲁迅早期曾在日本思索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一种场地背景引起过他的关注.在其文学生涯中,厨川白村、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有岛武郎等人的观念曾激起他的共鸣,支持了他对于文学同现实、历史、未来以及创作主体等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影响"关系,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潜对话.日本文学在鲁迅那里作为一种知识已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转化成了新的言语单位,参与鲁迅的话语活动,承载着新的结构性使命,佐证、强化或推动了鲁迅的某种认识.     

日本左翼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

日本左翼史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世界史研究包括以山川均为代表的"劳农派"和以上田茂树为代表的"正统派"。"劳农派"以理论见长,"正统派"内容丰富,包括"革命世界史"、"学术世界史"和"世界历史进化观"三个方面。20年代后期,这两派的代表作都被译介到中国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革命世界史,另一些左翼学者继承和调整了世界历史进化观,而学术世界史和"劳农派"的世界史研究则被中国学界舍弃。这种发展、调整和舍弃与中国国情密不可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步。     

论支克坚先生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

支克坚先生的鲁迅研究,是在中国绝大多数研究者企图运用"新理论"与"新方法"打造"惊世骇俗"宏论与独创"一家之言"进而谋取鲁迅研究新进展的时候,能够始终坚持一种特立独行的艰难还原研究与独异思潮研究,从鲁迅文本出发,执着于历史的与现实的标准,锲而不舍地在中国现代各种文化思潮的比较中尽力写出一个真实的鲁迅,既不赶学术潮流又不用时髦理论,从实证角度艰难地还原由于各种原因而被不同程度歪曲了的鲁迅.支克坚是一位既在过去的政治革命话语里又在当下的后现代语境中艰难剥离文化元素的具有特别研究思路与事实雄辩能力以及坚持自己眼光的学者,他真正继承了鲁迅独行特立的精神,其研究在中国鲁研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是少有雷同的独异思路与别样眼光.     

鲁迅与丘浅次郎(上)

对于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一直以来在方向上集中于鲁迅与严复或与《天演论》的关系方面,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严译《天演论》对鲁迅有绝大影响.这是对鲁迅进化论来源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欠缺.事实是鲁迅在留学日本之前,并没有通过严复真正达到对进化论的理解.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主要来自日本学术思想界对达尔文学说的引介,通过日语阅读日本学者介绍的进化论,特别是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鲁迅才真正达到了对进化论的理解.     

新世纪鲁迅学的文化走向——从两部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学术专著谈起

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两部十分厚重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著作:田刚的《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与廖诗忠的《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这两部著作学术价值不限于局部和表层的突破,而是上升到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高度,对“五四”文化的认识模式和泛政治化意识形态模式有所冲决,对鲁迅映象的整体调整与内涵更新有所推动。文化走向是新世纪鲁迅学发展的主要方向。鲁迅文化渊源研究,追根溯源地理清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俗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从全球视野和世界文化源流的角度,重新审视鲁迅和他的思想、著作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将会是未来鲁迅学发展的总趋势。需要的只是:广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锐利的眼光,科学的思维。     

幼者本位:从伦理到美学——鲁迅思想与文学再认识

鲁迅五四时期阐述的"幼者本位"是一种新的伦理观,这一新的伦理观颠覆了传统的长幼伦理关系,将长者对幼者的"恩"转化为"爱"。鲁迅的阐述是以其自然观为基础的,因此其"幼者本位"具有自然观与伦理观的二重性。鲁迅"幼者本位"观念的形成,直接受到了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影响。而且,在鲁迅这里,"幼者本位"与进化论发生关联,构成注重生命意志与生存权力的"幼者本位进化观"。在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中,"幼者"作为一种角色,决定着相关作品的叙述方式、意义结构、美学面貌。     

鲁迅文学观的发生与日本文学经验

鲁迅留日时期弃医从文,开始思索以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问题,倡导并坚守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这一文学观是在多重合力所形成的语境中发生的,制约性因素颇为复杂,其中耳濡目染所体认到的日本文学经验则极为重要。日本政治小说观经由梁启超使鲁迅逐渐消解了内心深处文学与科学间的紧张,相信文学能传播科学以作用于现代人生;夏目漱石的"余裕论"和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在鲁迅那里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规约着他对文学为人生之范围、程度问题的思考与言说,即不超越艺术底线而妄谈文学为人生。鲁迅反感"破理显实"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以至于放逐了自然主义所置重的性爱描写,关注"人间苦",现实主义成为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同在的为人生的启蒙文学形式。     

论1920年代政治文化与鲁迅的“学术观”

本文从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兴起的历史张力谈起,重点分析1920年代鲁迅所参与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包括"文化传统"问题、"进研究室"问题和"学术方法"问题,揭示学术论争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彰显鲁迅参与学术问题讨论独特的"非学术化"的姿态,即重视整体的学术指向,着力维持学术和政治的张力关系。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