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从出土文献看周秦《书》的原貌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与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缁衣>摘引<书>的面貌基本相同,差别细微,说明<书>篇的基本内容在当时已经基本定型,再现了战国中期以前用战国文字书写<书>的局部面貌.从郭店一号楚墓竹简<成之闻之>篇对其所引<书>篇的只言词组进行阐释的现象来看,说明至晚在战国初期,<书>之章句阐释行为已经存在,始为汉儒<尚书>"章句之儒"一派的滥觞.     

晚清的西餐食谱及其文化意涵

在晚清的三本西餐食谱中,<西法食谱>出版最早,但纯为译作.流传不广;美国传教士高第丕的夫人(即"高夫人")编著加工的<造洋饭书>1866年由上海美华书馆首版印行,此后多次再版;<华英食谱>则由<随园食单>和<西法食谱>拼凑而成,虽中西合壁,但错漏甚多. <西法食谱>与<造洋饭书>代表了晚清西化的两种途径--"全盘西化"与"中西调适":前者面对的是西方厨师,执行的是标准的西餐做法,而后者的对象不同,要求有别,对西餐进行了有意识的本土化处理,两种不同的西化途径造成了二书不同的流传命运.晚清的西餐食谱也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华英食谱>最明显的是文体问的差异,<西法食谱>和<造洋饭书>虽同样采用官话,但后者的文本语言更为顺畅,且在译音词和计量单位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总之,从<西法食谱>的食洋不化,到<造洋饭书>的本土倾向,折射出了西方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复杂过程.     

论《周易》中的隐喻认知

语言研究并非仅是语言层面问题,还反映不同的语言观和世界观.论文从认知角度,探讨<周易>书中的"象"与"隐喻",并从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三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书中隐喻结构的使用,为<周易>的语言研究及运用提供帮助.     

论《物权法》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制度

随着<公司法>的修改和<物权法>的颁布,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制度比原<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通过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法律特性的研究,认为在新<公司法>和<物权法>的架构内,只有具备股权质押的法律条件,并注意相应的法律限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切实保障.     

论晚清《公司律》出台的历史动因

公司及其内在的制度性因素不是中国本土的"资源".1904年<公司律>的出台是晚清政府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做出的仓促选择.外国在华开办公司、华商附股、"官督商办"公司及其后的晚清商办公司的实践,以及相伴发展的近代公司制思想为晚清<公司律>的出台作了物质和意识上的准备.为振兴工商应运而起的公司企业的发展,急需晚清政府提供公司法律制度的供给.西方列强要求晚清政府出台与西方工商法律接轨的法律制度和晚清政府废除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的愿望成为清廷出台<公司律>的直接历史动因.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文章认为<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释等同于立法解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学界当下的关注点不应再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存疑,而应将重心放在如何合法行使司法解释权上.     

《西游记》为“证道书”之说再认识

<西游记>是一部借叙述故事阐扬道教内丹学的"证道书",这是明清时期<西游记>研究的主流观点,但这种观点却长期受到近现代不少学者的否定.其实,近现代学者们否定"证道书"说的理由并不成立,多是由于对道教内丹学缺乏足够认识而造成的不同程度的误解所致.     

医疗损害责任中的行政法解释

尽管私法与公法是两个性质并不相同的法域,但私法中含有公法的问题,进而塑形了一个"公私法接轨的技术问题",①使之成为公法与私法可以进行对话的前置基础.查阅作为民事基本法之一的<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中,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涉及到行政法的解释问题.从行政法角度厘清这三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相关法律规范并及于司法实务,其意义是不可以轻估的.     

规章立废与法律信用——以国家免检制度的命运为视角

免检制度及其<办法>的设立旨在规制"重复检查",但重复检查、地方保护并非制度缺失问题,用立法代替执行是南辕北辙之举.免检制度及其<办法>被废于"奶粉事件",因事而废,遗留公平、稳定、法律真空间题无数.免检制度的短暂命运及其<办法>等行政规章的频繁立废不仅增大了立法成本,最终导致的是国家公信力的降低和法律信用的贬值.     

坚实的建构需要深刻的审视

"学术"对于中国来说,有数千年的历史.学术史研究.前人大体沿循两条路径:一是"因书求学",侧重于从文献的传衍揭示学术的脉络,如章学诚<校雠通义>;二是"因人求学",重视个案研究,强调学术在学人之间的传承,如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首创"学案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给予了很高评价,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黄宗羲之后,学术史作为显学在清末民初勃兴,出现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皮锡瑞等一批学术大家.     

我国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05年修订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公司法>把注意力放到了公司治理上.新<公司法>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公司治理的实践远比法律规范方面的进步小得多.目前公司治理的完善仍停留在表面文章多、实际作为少的阶段.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后汉书》和《三国志》研究在20世纪的创获

<后汉书>和<三国志>同属二十四史的"前四史",是公认的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20世纪对<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整理与研究,在延续前代学者对两部史书做注释、考证、校勘、补撰的工作并带有集大成之倾向的同时,还发展了对其著述思想、史学观点等的评论与阐释方面的研究,在后一个方面,尤其反映了20世纪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法律问题探讨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是交通肇事罪中的多发现象,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我国刑法却将它定位在危害性一般的犯罪范畴,法定刑和司法处理都很轻.<刑法>和<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逃逸行为"的规定,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概念上的误解和做法上的偏差,成为刑事司法与理论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此,文章试图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指使逃逸致人死亡等问题进行研究,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提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应该单独立罪,并加大处罚力度.     

文同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

文同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诗人.苏轼在<书文与可墨竹并叙>中写到"亡友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词二、草书三、画四",又说文同"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1]对文同的诗歌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钱钟书<宋诗选注>也说:"文同是位大画家,他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系起来,为中国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2]宋诗的发展历程上文同确有其独特贡献,文同以画入诗,创造了诸多色泽鲜润的诗歌意象,文同还是直接以绘画技法和绘画精品来比拟自然风物的第一诗人.     

"层累"非"作伪"——再论今本《孔子家语》的性质

将今本<孔子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可以发现,<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层累"是出于有意识的"整理",但这不等于"作伪".<家语>虽有比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其中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夸大<家语>一书在研究先秦史事特别是孔门师生言论、行事中的地位,是有欠妥当的.     

《老》学史上的一桩疑案及其引发的若干问题

高亨<老子正诂>一书在对<老子>二章的解读中留下了一桩疑案,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高亨认为,"是以"二字"疑后人所加";陈鼓应认为,"是以"后面文句"疑为错简",高亨和陈鼓应都是因持守二章"文意截然不相联"的判断而怀疑<老子>文本有误.在"错简说"不能成立时,倘仍坚持二章"文意截然不相联"的判断,此疑案就从<老子>版本是否有误转化成老子思想是否严密的问题了.因此有必要对其重新展开讨论,以使这桩疑案有个明确的了结.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例外研究

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原则,但是<物权法>第9条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例外规则设计.该例外规则具体包括哪些情形,法律为什么规定这些例外规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这些例外规则的法律适用.论文结合上述问题分析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不以登记为要件的具体情形,并就原因及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注意事项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作地考

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此诗为七绝名篇,历代诗歌选本多收录.然其作于何地,至今莫衷一是.韩醇<诂训柳集>卷四二云:"元和十四年(819)春作."柳宗元此时正在柳州刺史任上.但今人多持否定意见,如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即认为此诗作于"永州贬所",何书置<柳宗元研究>亦认为作于永州.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明确"破额山"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