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管沙盒下我国数字藏品市场的法治实现

数字藏品具有中国特色,本质上为受监管的非同质通证（NFT）,是存于区块链上的一组数据。我国数字藏品存在监管安全、产权认定、技术安全等多方面风险,在监管治理上面临较大挑战。监管沙盒作为现有监管框架内提供监管豁免及优惠政策的一种创新实验机制,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数字藏品的监管治理。监管沙盒具有主体平等性、风险可控性、设计个性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差异化等特征,应完善数字藏品监管沙盒准入、运行和退出三大环节,构建以金融监管部门主导下的“官方型”及“行业型”为主要类型的我国数字藏品沙盒监管机制,从立法与执法主体分离、制定合法性规则、强制性与任意性规则类型化设置等方面推进我国数字藏品的发展。     

论金融科技监管权的本质及展开

我国理论界多将金融科技监管权视为一种斟酌市场因素的行政权，忽视了金融科技监管权的多元特性。我国深受德国等大陆法系行政立法的影响，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合法性的监管，但其并不适应于金融科技监管之需求。金融科技监管权缺乏合适的理论支撑，导致实务中陷入“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英美立法认为金融科技监管权脱胎于市场自律规则，主张以“金融风险”作为监管客体，这就形成了金融科技监管权与传统行政权的本质区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管制关系。相应地，金融科技监管权是以“风险监管”为双方共同目标的特别行政权。基于此，在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基础上，我国应当在既有监管规则框架内引入原则监管理念，形成“规则+原则”的二元风险监管机制，确保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权“收放自如”，实现法律规范与市场发展之间的平衡与促进。     

我国股指期货的主要风险及其法律对策

股价指数期货,是一种把股票价格指数作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通常来说,我国的股票指数期货主要有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基差风险、市场规则风险、交割风险、操作风险和股指期货市场的政府行为风险.导致上述风险主要由于股指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投机程度具有一定差异,我国期货监管措施不完善,股指期货合约设计、品种选择等市场规则不合理,投资者获得信息不对称性等原因.应对我国股指期货风险,应该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完善我国一元三级的监管模式,建立并完善股指期货市场风险防范,完善股指期货市场的风险控制机制和期货业协会自律监管制度,尽快出台《期货交易法》,使得以上所讨论的风险防范机制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制定完善的股票指数期货法律并严格依法监管.     

地摊经济监管的理论审思与路径选择

地摊经济在本质上属于市场主体间交换商品与服务的微观经济系统,是以交易的地缘为基础,以交易的公开为条件,以交易的便利化与低成本化为目标,形成的区域性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因此,对地摊经济“围堵”与“解禁”的监管循环并非城市治理的长久之道。遵循经营者营生空间与城市管理公共秩序的基本关系的逻辑线索,通过对基于契约关系的受托监管、基于地摊经济特殊性的基层监管、基于运动式行政与制度化法律的耦合监管的理论论证,确立地摊经济监管的功能定位。并在立足中国语境基础上阐释地摊经济发展与法律监管的本质联系,在实用主义的框架内分析监管机制的运行过程及其机制设计,从中提炼出符合中国国情且有助于地摊经济规范化发展的本土经验与法律对策,形成制度完善、监管有效、关系协调的发展格局。     

境外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经过30多年的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存在巨大的风险。美国、英国、日本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规则相对完善,在行业监管、监管模式以及监管内容等方面对我国有借鉴作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应建立行业协会监管、采取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明确政府审查权限、完善信息披露及市场准入规则等方面做出努力,以有利于引导和规制其积极健康发展。     

公募基金会的法律监管问题初探

公募基金会的法律监管,关键是要确保兼具道德色彩和组织色彩的非营利法人协调好自身的不同角色,确保角色分工和实践交叉不会导致败德或违法。因此公募基金会的法律监管应以“嵌入式监管”为理念,构建多中心的监管主体结构,着力于信息披露机制、税收调整机制、信用评价机制和问责机制等基本制度的建设及完善,并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国证券公司数据出境的合规困境与监管应对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证券公司数据出境活动愈发频繁。但实践中,我国证券公司数据出境面临着重要数据认定标准不明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耗时较长、个人信息出境缺乏豁免机制等困境。这反映出我国数据出境监管存在事前监管压力过大、缺乏监管规则适用指引、行业数据分级分类建设有待加强、监管职责划分不尽合理等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证券行业数据分级分类建设、完善细化数据出境监管规则指引文件、明确中国证监会在证券公司数据出境监管方面的主体地位、加强对数据出境的事中事后监管,并进一步探索“监管沙盒”等创新监管安排。     

论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碳交易的基本法律规则尚未确定的问题,结合国际社会对碳交易的实践经验,拟就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认定、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完善、碳交易场所的设置与监管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了完善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以供国家机关完善相关立法作参考.     

从OCC"最终规则"的修订看美国外资银行准入监管的新动向

“最终规则”强调外资银行国民待遇标准不应拘泥于形式上的绝对一致,而要考察内、外资银行是否享有公正、平等的竞争机会,注重从事实上来衡量国民待遇标准。该规则使得当局的监管要求更加简化并更集中于风险控制。与此同时,新规则弱化了各州监管机构对外资银行的控制,从而使美国外资银行监管进一步呈现“联邦化”趋势。认识和把握美国外资银行准入监管立法上的这些新动向,不仅有助于中资银行准入美国市场,而且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     

论我国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的路径与机制

随着金融行业全球化、自由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不断发展勃兴，如何在鼓励金融创新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传统金融监管“先发展后规范”方式已难以持续。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由来已久，其有效缓解了金融变革创新与金融监管规制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但至今未引起立法层面对其应有的重视，在法治实践中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混乱，既往“试点”“试验”机制亟需完善。应借鉴域外监管沙盒等制度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转变金融监管范式，开放金融监管立法试验，充分利用其所独具的鼓励创新功能与试错容错机制，加强监管科技与“先行先试”模式的应用与融合，变被动响应、等待风险驱动的监管模式为主动管理。推动试验性监管规则在监管主体与市场主体双方的对话与交流，使其在经验与规范之间来回往复，进而实现对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以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路径与机制。     

论养老金股市投资风险法律防控

股市是高风险高收益资本市场,养老金投资股市必须正视各种风险.法律不能消灭养老金投资风险,但可以通过制度机制约束养老金投资行为,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我国现行养老金投资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强化硬法制度设计,优化组合投资规则,建立以价值投资为中心的审慎义务规则,继续增强股市制度理性,从而实现养老金股市资产安全和稳健增长.     

刑事诉讼中的“软法”现象及解读

“软法”系在国家制订法层面虽设有法律意义上的规范但却不具效力强制性的规则总称.在法律结构意义上,“软法”可分为三类,模糊的“软法”、法律后果缺失的“软法”以及缺乏强制力的“软法”.此三种软法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大量存在,但应作区别对待:有些“软法”现象合乎立法的基本特点,具有合理性,应予以保留;但更多的“软法”已对刑事诉讼机制的顺利运行产生极大的障碍,系时下刑事司法诸多怪相的重要原因.故立法者须通过法典的技艺、界定模糊的言辞表述、完善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以及全面清理“潜规则”以实现中国刑事诉讼的现代化.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的物质基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是社会保险系统的“免疫系统”。法律制度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所作出的设计和安排,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制度安排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和创新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从引导和促进生物技术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防范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害的角度看,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相关法制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法律保障机制亟待完善。价值定位问题是构建和完善生物技术产业相关法制的基础性问题。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生物技术产业法律必须体系化和专门化,应以鼓励科技进步、促进产业优化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立法原则,以此为指导构建生物技术产业法律体系,完善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监管机制。     

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及其完善

对于尚处在尝试阶段的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目前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尚不成熟、不科学。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国家层面采取非审慎监管的模式,但因各地发展程度不一,各地方监管规则过于具体,实际上是审慎监管模式,影响了自主性。需要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主体地位,健全监管的法律机制,建立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利益协调的规则传统、发展趋向及本土构建

互联网时代的著作权保护面临着私益保障与网络技术服务的利益权衡问题，“避风港规则”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利益权衡的体现。“避风港规则”摆脱了过苛的严格责任而走向责任豁免，有益于促进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发展与中介参与，并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对著作权保障的效益促进。但是，“避风港规则”的提出背景已经发生变化，该规则保护的利益主次值得反思，而且加强网络监管、自我审查义务和预防性前置等也决定了不能过多倚重“避风港规则”。由此，应对“避风港规则”进行适用路径上的超越，即由中立帮助行为合理填补该规则的现有不足，据此审查和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与否，并且辅之以著作权合理使用、外部监管与内部审查机制的完善，从而既省却了“避风港规则”带来的理论弊端与适用纷争，又真正实现了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私益保障与网络技术服务之间的利益协调。     

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一系列的造假事件都与注册会计师有关,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现状为基础,从行业监管体制、监管力量、事务所组织形式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改善行业监管体制、加强监管力量、推行有限合伙制事务所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等解决办法.     

打造从政策到法律的补贴制度升级版——以新能源汽车骗补为切入点

我国现行补贴制度多以政策体现,缺乏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补贴政策虽有一定的激励功能,但也存在不少局限。当前,补贴制度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法律之轮"尚未运转。法律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在政策与法律间,重政策而轻法律;在法律调控上,重下位法而轻上位法;在制度设计上,重实体而轻程序;在目标导向和机制上,重激励而轻约束。我国补贴制度需要从政策升级到法律层面,改政策的"单轮独行"为政策与法律的"双轮驱动",在立法方面,要实现补贴立法与补贴政策的同步;在法律规范方面,要完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以填补制度漏洞;在法律机制方面,应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     

外资并购中产业安全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成为近来广为关注的经济、法律热点事件,是否损害国家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应建立在对外资利用及其并购影响的客观评价基础上。实践表明,对龙头企业的并购进而整体控制导致对行业的垄断已经严重危及我国的产业安全。现有法律限于效力与适用上的种种缺陷,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外资并购中的产业安全。加快反垄断法的出台、完善外资并购监管法律体系、建立产业安全与产业政策法律机制、综合运用税法、WTO规则是解决外资并购中产业安全问题的有效法律措施。     

“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