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科技监管权的本质及展开

我国理论界多将金融科技监管权视为一种斟酌市场因素的行政权，忽视了金融科技监管权的多元特性。我国深受德国等大陆法系行政立法的影响，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合法性的监管，但其并不适应于金融科技监管之需求。金融科技监管权缺乏合适的理论支撑，导致实务中陷入“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英美立法认为金融科技监管权脱胎于市场自律规则，主张以“金融风险”作为监管客体，这就形成了金融科技监管权与传统行政权的本质区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管制关系。相应地，金融科技监管权是以“风险监管”为双方共同目标的特别行政权。基于此，在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基础上，我国应当在既有监管规则框架内引入原则监管理念，形成“规则+原则”的二元风险监管机制，确保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权“收放自如”，实现法律规范与市场发展之间的平衡与促进。     

场内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与美国对信用违约互换(CDS)等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的放任监管不同,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致力于研究探索对场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立法监管,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监管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多元化的监管体制和模式、灵活的上市审批制度、严格的中介分类监管、严厉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等,保证了场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我国在场内金融衍生产品发展中应重视立法监管和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建立功能性统一监管,以增强产品上市机制的灵活性和强化法律责任。     

内幕交易的规制: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中心的观察

在资本市场迅速发展之际,内幕交易也正以超乎寻常的频率发生.积年经验给我们的认知是,内幕交易常常伴随着股东非法牟利、债权人利益及小股东利益受损.在对内幕交易本质探究的过程中虽存在着数个试图为内幕交易"正名"之声,然而内幕交易下债权人及相关利益者利益受损的事实残酷地验证了内幕交易的"罪证".内幕交易所可能产生的收益不成比例的远远高于其产生的成本,债权人极少有在公司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况下能够切实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面对监管机制与违法者之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不间断博弈过程中,手段翻新、招式多样的内幕交易行为迫使相对进步缓慢的法律监管亟需积极应对,以规制内幕交易行为.     

影子银行涉及的法律关系、表现形式与规制方法

影子银行具有信用中介和缺乏监管两大特征,加强对影子银行的法律规制,需要厘清影子银行体系运行中的交易法律关系和监管法律关系,从交易法律关系的角度廓清影子银行的表现形式和范围,从监管法律关系切入寻找影子银行的规制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将影子银行纳入法律监管框架之内,最终实现影子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分析

随着朝鲜致力于经济管理“改善”,中朝边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朝鲜外汇短缺和人民币利好的刺激下,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规模越来越大,但仍存在人民币单币结算、投资风险大、地摊银行盛行、监管困难等问题,需要从结算贸易方式完善、加强人民币监管、规范“地摊银行”等方面实现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流通的合理化.     

自由、契约、法治与基督精神 --也谈从市场伦理来理解西方文明并与国资委赵晓博士商榷

“市场”的本义是交易场所,后引申为该场所的交易,进而也泛指存在的交易状态。“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等而言的,它是指社会经济的一种运作形态,而不是指具体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自由经济、商品经济、交易经济,是一种主要依靠自由市场而进行产品、服务交易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作为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之所以为“市场经济”,并不取决于具体产品或服务在“交易”上是否公平与公正,也不取决于人们“挣钱”在动机上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西方市场经济之所以发展、发达起来并达到全球化、资本化的成熟状态,这既取决于数百年来西方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也取决于西方自由精神、契约精神、法治精神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化之社会机制,且一定程度上受泽于西方崇高的基督精神之引领。     

形成权论

民法上形成权乃法律赋予权利人以单方法律行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之权,在私权体系中属于变动权之一种,与隶属权相对。形成权的法理基础在于私法自治和对交易利益的终极关怀。形成权的客体不止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有着诸多不同于一般民事权利的特性。基于此,形成权的行使应受到限制。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分析

本文认为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含义,应该强调作为公共领域活动的市场交易与私人领域中特定亲密社会关系的密切关联。经济行动者选择关系通常是针对性的、策略性的、有目的的,是在特定“情境”下的经济理性选择。宏观制度环境、企业的交易地位、与交易伙伴的不同依赖关系及行动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经济行动者行动“情境”的三种重要的基本机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金融中介机构法律监管机制研究

民间金融机构的成长是市场成熟之必然结果 ,加强“看门人”群体管制则是实现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政府监管与行业监管并进是解决当下监管困境中法律规则粗泛、中介行业恶性竞争、雇用机制设计空缺、行业及从业人员道德伦理滑坡等问题的关键。完善“看门人”制度应从建立健康高效的金融市场角度出发,以服务社会的责任理念为指引,以严格的治理规则设计为方向,以渐进式改革模式作为完善金融中介机构法律监管机制的实现路径。     

海洋风能产业化的实现机制

基于DPSIR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方面研究我国海洋风能产业化。构建我国海洋风能产业化实现机制,应包括海洋风能产业化发展市场形成机制、技术机制、产业政策机制与监管机制。其中,市场形成机制包括市场需求导向、价格导向与竞争压力机制;技术机制包括关键技术、技术协同、技术创新机制;产业政策机制包括财政、金融支持、产业技术政策机制;监管机制包括法律监管与自律监管机制。四大机制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构成我国海洋风能产业化实现机制的基本框架。     

经济立法的效益——功能分析

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完备而有效的法律制度设计对保障交易活动公正、安全、便利地进行和避免社会变革的巨大震荡具有深远的意义。作为公众自由意志和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理性概括,经济法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着主导作用,它在本质上是促进或制约经济发展效率的内在变量,而不是我们传统上预设不变的外生因素或可有可无的“事后肯定”机制。     

城市治理中条块网络化重塑的底层逻辑、识别机理与典型实践

作为行政体系中的基本单元,“条条”和“块块”协调有序的关系是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以优化条块主体协作配合关系为重点的城市治理改革实践不断推进,如何科学认识城市治理中条块改革的底层逻辑并总结其过程特征,对中国城市治理的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既有研究往往假定治理主体皆是网络结点,而治理行动都是网络化互动,忽视了网络发展的门槛条件和动态演化特征,难以有效提取城市治理结构变迁的理论逻辑与关键经验。本文回归“网络”的概念本质,提出网络“结点化—纽带化—结构化”的三个基本维度,构建了城市治理中条块交互网络化的识别机理,并基于C市J区“街部双向回应”的创新实践进行单案例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条块关系的网络化发展趋势是适应城市治理内外部需求的理性选择,街道（块）与部门（条）在发展成为对等均衡的网络结点过程中,基于信息、执行、协调和监督等关系的建立与强化形成多重嵌入的网络纽带,并逐步转向相对稳定的领导型网络结构,进而在促进条块交互网络化成长的同时,也不断提高治理效能。     

网络团购给税收监管带来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网络团购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已成为广大消费者日常主要的一种生活消费方式,但它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其中税收监管问题尤为值得关注。通过对网络团购交易中涉税监管现状的考察就会发现,网络团购存在交易凭证缺失、课税对象不明、价款收付失当等直接影响税基核算的问题。究其原因,没有准确把握网络团购交易各类主体即消费者、实体商家、团购网站、支付平台和税务主管部门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当前网络团购交易税收监管难以有效进行的症结所在。对此,应从传统的“以票控税”这一基本税收制度入手,结合“信息管税”理念改进网络团购交易税收监管,明确网络团购交易税收征管的正当性、课税主体的确定性、征税管辖权的唯一性。     

基于空间联系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关系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加速整合与协同发展,各城市之间如何打破机制体制障碍,形成更加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关系,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此,本文从区域空间关联的角度,运用城市流模型和欧式距离法分别从产业协作和要素流动维度分析湾区的空间经济联系,以分析湾区经济发展的平衡、协同与联系。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作性不高,空间经济联系不够紧密,且各城市间的城市流强度差距悬殊,城市发展较不平衡。此外,湾区要素流动及匹配效率不高,整体上呈较强的竞争型区域空间关系,城市间发展协同性不强。基于此,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平衡、协同发展,使其形成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合理、经济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联合体。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探索“飞地经济”合作模式,积极促进互补型城市间的高效合作,并发挥其示范作用,以及通过有效的政府间协调机制推动地区间构建互补合作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

对“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进行关联性的分析表明，社区与单位之间存在一种预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关系可能的“制度复归”现象，城市社区重建之症结即脱离单位制框架的束缚，使社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重建在最深层、最本质的意义上将关涉到中国社会从何处获得自身发展机制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垄断的权力本质与监管科技

认清垄断本质是科学监管的前提。当前学界对垄断本质的理解侧重经济属性，忽视了其权力属性，从而影响了对垄断本质的正确理解。从权力的视角来看，垄断本质是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与财富结合所形成的新型社会性权力，其鲜明特征是对国家权力的天然对抗性、片面追求私人经济财富的单一效率性和对人主体地位的褫夺性，生成逻辑在于由平台组织、数据要素和算法技术共同构成的“三维”空间。新型社会性权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产物和客观存在，国家权力无力翦除，但可在共存中通过创新监管范式进行积极而有效的规训。文章秉持以科技驯服科技的理念，监管科技超越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为政府监管注入科技因素，利用技术优势深入平台内部，提高监管效能，推动监管与科技深度融合，以期为规训新型社会性权力提供一种可能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在借鉴全球经验的基础上，应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选择最优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平台主体、第三方机构参与的“三位一体”实施路径，有效规制垄断权力，使数字经济造福于人民。     

中国“家文化”泛化的机制与文化资本

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即“家文化”及其泛化做了深入分析,进而探讨了“家文化”泛化的历史形成机制。由此进一步分析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之间的转换关系及其对社会资源的流动、配置和家族企业成长的意义。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及其实践向度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既关系人民福祉，也关乎民族未来，是“国之大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城乡生态融合发展遵循自然生态本质与社会经济本质的辩证统一、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统一、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辩证统一、自然生态生产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辩证统一。从中国发展实际考量，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城乡生态共富的价值追求、城乡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价值担当。因此，需要在城乡“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融合发展的绿色框架之下研究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实践向度，以“生态”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纽带，促进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领域的绿色化转向。     

论在线投资的分权监管

在线投资技术削弱了投资中介机构的作用 ,客观上降低了传统“命令加控制”的监管对中小投资者的影响力。在线投资监管已出现分权化趋势 ,各种分权监管措施被大量采用 ,市场的自我监管权力被逐渐加强。分权监管应置于“政府的荫蔽”之下 ,并在政府宏观、间接的监管引导下运作 ,使监管权的合法性、可预见性与有效性之间达成平衡。我国应完善在线投资相关法律 ,通过培养市场约束机制和发挥市场约束功能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促进在线投资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立法研究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制度设计有利于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还面临区域能源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产业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困境与区域法律政策协同性不足、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性不足等现实问题。从我国区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环境治理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的现实来看，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在东部地区协调立法处理好经济与环境问题，统筹协调好西部地区区域规划问题，通过立法方式实现区域资源配置一体化；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以制度形式固定产业集群化发展成果，完善绿色供应链制度以实现产业协同融合，建立互通交流的数字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在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发展路径方面，应在辅助立法原则下保持协同立法的谦抑性，形成超越“部门”与“地方”的特别法；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律路径方面，应明确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的权利义务，实现应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