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的伦理维度

“疑罪“就是司法机关怀疑行为人有罪,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来定罪的一种不确定状态。“疑罪从无“意味着不能够确证的罪为无罪,决不冤枉任何无辜的公民。“疑罪从无“表明现代法律维护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自由和尊重公民人格的伦理维度,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法律上的体现。     

论刑事审判中“疑罪从无”的实现

疑罪从无是以司法手段保障人权的必然选择,也是预防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当得到贯彻落实,特别是在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审判中必须得以具体实现。在刑事审判中,要求必须正确认识"疑罪从无之疑罪"及正确认定"证据不足",并以证据裁判为约束、程序为依托进行"证据裁量",以"无罪推定"为原则运作法律推定,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疑罪从无的真正实现。     

"法律诊所"教育若干问题探讨

与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不同,"法律诊所"教育以其教学内容的鲜活性和评价方法的多样性而深受学生的欢迎."法律诊所"为法学教育改革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但在"法律诊所"与我国法学教育结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法律诊所"教育作进一步的思考.     

重提"人性化执法":概念辨析与理论澄清

"人性化执法"是指在不违背法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在执法机关自身的权限范围内,通过尊重相对人的主体价值和遵循社会一般理性认知标准的方式执行法律并服务于相对人的活动."人性化执法"与柔性执法在基本概念、对应范畴和基本要求等方面存在区别;"人性化执法"不能被行政法基本原则所覆盖."人性化执法"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人的尊严"的体现,是执法权威的必要构成要素,是弥合规范滞后于社会现实的补充路径;在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中国,"人性化执法"具有特殊的语境价值.     

"顾客"理念及其引发的文化治理困境

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顾客"理念的要义就是以顾客服务为中心,以顾客需要为导向,以密切的顾客关系为纽带,并以顾客满意为目标."顾客"理念的扩展,在理论界和政府改革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公民的不当隐喻,使得"顾客"理念在实践中面临着公共性泛化、社会资本流失和公共精神缺失等文化方面的治理困境,而"新公民资格"观可以成为"顾客"理念的替代.     

"应然"与"实然"的困惑--农民工平等权的宪政分析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应然的平等保护与实然的非对等对待的矛盾使农民工的平等权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从宪政制度上给予反思并努力去完善制度建设是实现农民工平等权的切实途径.     

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进程

对疑罪的处理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新中国刑事司法对疑罪的处理,经历了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的历程,由此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从注重社会保护功能到社会保护功能与人权保障功能并重的转变,从而说明我国的人权保障迈上了法制文明的轨道.     

"宅基地换房"模式的法律思考

"宅基地换房"模式已在我国许多地方推行,制订配套的法律法规已越来越迫切."宅基地换房"亟需解决的法律问题涉及土地管理法、土地整理法、价格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需构建配套的法律以明确"宅基地换房"模式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复耕制度,换房中农民、集体、政府、投资单位的权利义务,换房后对房屋的物业管理等制度.     

从"广播"到"网播":公众塑造新闻的未来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个人媒体(博客、播客、维客、RSS、公民新闻网等)的崛起,导致了"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新闻传播再也不是媒体公司和专业记者自上而下的"广播"过程,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受众、编辑、记者等一起互动的自下而上的"网播"过程."公众参与式新闻"的出现将人类推入到一个传播的平民化时代."自媒体"不但将重新塑造网络媒体,也将变革整个传统媒体.作为强有力的传播新锐,"自媒体"在媒介生态方面所展现出的强大影响力,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传播学界的关注.     

论"编户齐民"的形成及其内涵演化——兼论秦汉时期"编户齐民"与"吏民"关系

编户齐民是先秦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特殊针对性的人群,即消除分封采邑制下国人与野人之异、公民与私人之别,国家通过编户统一管理的居民.离开这个前提,编户齐民并不具备平等无贵贱的特点.编户制在先秦出现,但将"编户"作为居民称谓是汉代的事情,此时编户齐民的初始针对性内涵已不重要,仅作为人民大众的泛称被延续使用,不具有严格的等级身份性."编户"与"齐民"均经历了由动宾词组到名词的形态演变,名词化的"编户"和"齐民"是社会变革的产物,而动宾词组化的"编户"和"齐民"则反映了变革过程."吏民"是编户齐民的主体,但二者不能简单画等号,因为非吏民的贫贱民也属于编户齐民.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编者接:"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再论"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当代中国法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思想观念,为制定该制度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是全面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被害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和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亦即公民应当依法享有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确立和实施,在我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即将启动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纳入这一制度,正逢其时.     

"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界定:场域、人格与观念

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可以从场域新形态、人格新样态与法治新价值三个维度予以界定,"生态人"是存在于环境法场域之中的一种重要"人之形象"."生态人"具有法律人格,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主体,有资格成为法律世界游走的人."生态人"具备主客观认知能力,对法治有其自身独立的理性价值判断,并内化为自我的信仰.     

论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与公共利益之维护

公共利益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的福祉,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共同福利的追求.财产权在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等权利的物质基础.我们既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也要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平衡两者的关系,2004年宪法修正案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还有待法律进一步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     

从"立法治教"到"依法治教"--高等教育与法律关系的"反身法"考察

当前以立法为重心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隐含了将"立法"等同于"法律"的危险倾向."依法治校"的实质内容被偷换为"立法治教".高等教育领域"过度立法"的本质是法的实质理性之过度干预.社会系统理论和"反身法"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社会功能分化和高度复杂化的前提下,发掘高等教育系统的自主调整潜力,法律系统对教育的调整则由直接的实质性管制转向间接的程序性调控.     

"初始性"公民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公民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在当代中国,公民文化发展还不成熟、不完善,处于"初始"阶段.它具有如下特征:作为公民文化发展载体的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人们的民主法治素质存在稚嫩性与不平衡性、公民参与形式的直接性和间接性并存、公民文化的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在公民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我们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提供成熟的平台与基础;要做好传统文化中优秀公民文化资源的发掘、继承工作;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众的民主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加强民主技能的训练,提高公众的理性参与能力.     

"先例判决":法制统一的有效途径

"先例判决"不是法官造法,更不是法的渊源,这是与判例法的本质区别."先例判决"借鉴了英美判例法的合理成分,是衡量自由裁量是否适度的标尺,是给自由裁量行为一个"度"的规范."遵循先例"不是英美法系普通法的专利.在大陆法系也要求"遵循先例".先例判决制度不是理论创新而是一种制度创新.实行先例判决制度不仅能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而且又能避免审判委员会对案件判而不审的情况发生.它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司法资源--判决,减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复劳动,提高司法效率,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杜绝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先例判决制度与判例法有很大的差别,"先例判决"尽管是一项改革措施,但这一措施仍然是在既有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和现行司法体制基础上的改革.在大陆法系的基本背景下,探索中国的法制统一之道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在统一立法之外存在着得到法律界公认的主流法律解释,二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通过对上诉案件的审理而显示的统一努力,三是法律教育对法律职业者的概念把握以及思维方式的统一塑造.判例对法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当人们按照法律实践行动本身的规律性来思考法和操作法的时候,判例意识就会觉醒,在判例价值社会化的过程中,判例机制随之诞生.我们要关注的是先例判决制度所提出的一个必须和如何尊重司法规律、实现司法公正的启示.     

公民参与策略异化的倾向及预防

公民参与策略是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中西方学者对公民参与策略的论述有较大的差别.我国公民参与策略中具体参与项目议题与公民参与目的研究不足,而实践中的公民参与策略存在某些异化的倾向."强党内约束、弱法律限制"的制度安排特征、行政实践中的非民主习惯是导致当前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策略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策略形成中的科学性;强化保障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法制建设,培养有益的民主参与习惯,以预防及纠正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策略异化的倾向.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哥本哈根协议》和中国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

在减缓承诺、资金机制与衡量、报告和核实等三个方面,<哥本哈根协议>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在强化"共同责任"的同时弱化了"区别责任"."共同责任"来源于"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和"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概念."区别责任"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巨额排放和能力优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适用受到"生态空间的再分配"目标的支持,然而可能受到"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目标的限制.因此,我国应当形成和发展不损害人类共同环境利益并且促使中国人能够过"善的生活"的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     

"中国式思维"与环境基本法

中国环境法之修改,在日益紧张的环境问题包围中愈显急迫.但环境问题的新颖复杂性与传统法律调整模式之间的不调和,使得环境法修改工作陷入某种困境.通过对法律价值-权利义务-理性建构这一传统主流"范式"的考察和分析,得出这一思维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结论."中国式思维"对于脱出惯常思维困境、重构环境法制体系、有效解决现代环境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环境基本法作为一般修改模式,在运用得宜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载体,以实现环境问题的法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