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人本之仁诠释的四层逻辑

王夫之哲学思想凸显了人本思想的特征,这里的人本实际上是以仁为人的根本。王夫之诠释人本之仁从四个逻辑层次上展开:人本之仁根源于气化流行之仁,气化成仁;人本之仁妙合于物理之仁,万理有仁;人本之仁顺应于良能之仁,良能安仁;人本之仁贯通于天道之仁,天体全仁。王夫之诠释人本之仁逻辑体系完成了气化、物理、良能和天体的四层演化,体现了王夫之气学集大成的理论品质。     

中国古代文学走向商品化的回顾与思考

<正>(一) 在当今商品经济时代,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成了商品。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其实,早在古代,文学便已逐步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 当文学在原始社会诞生的时候,主要是为了群体的抒情和自娱。《礼记·乐记》云:“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悦)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大序》也有类似的话:“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环境伦理的基本问题及其展现的哲学改变

"环境如何进入伦理"之追问,是环境伦理的基本问题,它敞开了异常显明的哲学改变.在自我意识维度,它激起了作为意识现象的道德世界观之转变,将我们遭遇到的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或自然生态问题看作人类之命运、文化之命运和道德之命运,并拓展出将自然与道德联结在一起的环境伦理之论域.在承认方式上,它激起了作为伦理普遍性的伦理世界观之转变,代表了人之类型的转变、文明的演进和伦理发展的基本方向.该问题涉及环境伦理学史的基本论争,是从根本上处理哲学问题和文明问题的尝试,指向了文明之演进、哲学之转变、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之突破、人之类型的转变以及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实践方式之确立.     

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

尊儒和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上台伊始的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尊儒活动,尊儒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思想基础;大权在握后,汉武帝并未实行儒术独尊之策而是采取了霸王道杂之之术,霸王道杂之的实施打击了地方豪强与不法王侯,加强了中央集权。总之,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钦察汗国与蒙元大汗廷之关系新论

钦察汗国与蒙元大汗廷之关系极其复杂,原因亦极其复杂。双方关系对中亚之政治格局及其时之中西交通产生了较大影响。双方关系之复杂演变亦体现了中央政府之权威与所能动员之物力和人力对国家统一和整合之作用。     

论汉代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

汉代拟骚之作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艺术水平之高下,而在于其文体意义。代拟之作确认了骚体的外部体式,伤悼屈原之作强化了骚体的文体内涵。两类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在历代《楚辞》总集的编纂中逐渐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论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与爱国主义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礼”“仁”等宗法伦理为核心,它以君臣之礼和忠君之德为基本要素,以帝王私有制为物质基础,以人的自爱之心为心理基础。宋明理学主张“灭人欲”,客观上也否定了体现宗法之礼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爱之心,从而加速了宗法制度的衰落。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意识到对“人欲”(私利心)应当“从而恤之”而不可禁之,并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     

天理·仁性与程颢的修身之道*

“天理”是二程思想中的最高范畴,与程颐不同,程颢之“天理”则是与个人的生命感悟密切相关,由自然之道见当然之理。程颢继承《周易》“生生之化”的思想,紧扣生命之“生”来看天理与仁性,强调天人一体,在天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人之本性---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识仁定性、持敬涵养、由理善而证性善、由性善而达理善的修身之道,从而在形而上之天理与形而下之个人之间的贯通方面构建了一座动态的桥梁,并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尴尬与挣扎中异化的精神悲剧——论乔吉叹世散曲

乔吉是元代文人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沉屈下僚,志不得伸＂,其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精神特质：歌隐颂闲的心灵之幻、否定功名的无奈之叹、不满现实的愤世之吟、悼古伤今的共鸣之悲、穷苦困顿的落魄之恨、颠沛流离的羁旅之苦及韶华易逝的迟暮之悲,体现了尴尬与挣扎中异化了的精神悲剧。     

大庆精神的主要内涵——《话说大庆精神》之十三

以诚求信的精神,是大庆精神的一个重要精神分支,也是大庆精神的主要内涵之一,使大庆精神既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精髓,又富集了现代高度文明之精华,更注入了科学实践之灵魂,成为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成功之源。     

简论夏平的科学史观

夏平的科学史观对传统科学史观多有超越,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科学史学科的历史性质、认为科学史与政治史具有相同的研究范围、倡导一种科学史即真理的社会史的观念等。其局限主要在于:未能摆脱其相对主义的立场、过于忽视了科学史的科学维度以及遮蔽了科学的客观性等。     

《故事新编》：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丰碑

《故事新编》作为一种崭新的历史小说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立于历史小说之林。它是现代历史小说创立与成熟的标志，是现代历史小说的丰碑。它超越中国古代历史小说辉煌，而独点现代艺术殿堂。在东西历史小说创作观念的缝中，鲁迅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最佳方式，来表达他的现代意识，创造他的现代文本，实现历史小说新的转变，并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历史与注释--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之文化价值解读引发的思考

历史是由注释组成的.每一个注释都是历史片断的回放和缩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历史注释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人们在注释历史,历史也在注释人们.人们注释历史是对历史的雕刻和理解,历史注释人们是对人们的铭记和评价.每一部个体人生史在历史中表现为大小不同的历史注释.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在期待视野的融合中透视文学的效果史——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研究

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期待视野融合中朱透视文学的效果史。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类型,读者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确定,文学史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效果史与接受史的结合,显示出建构一种总体文学史的意向。它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具有着同过去一切文学史理论不同的全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对文学总体活动过程研究的新思路,实现了文学史研究方向的根本变化。     

论价值论研究的历史方法

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历史方法是研究价值问题的基本方法。从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看,不存在超越主体的历史活动的价值,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终极价值;从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看,价值是历史地生成的,对一定价值的评价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

“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至于什么是“文化的眼光”,这就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历史研究中,文化与文化史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地位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中,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坐标系来确定。来自新文化史的启示,对于人们思考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积极建构意义,但与此同时,文化史研究者也应警惕新文化史内在的隐忧,借助新文化史提出的问题思考文化史研究的走向:首先,新文化史并非文化史发展路径中必经的一站,二者学术旨趣相近,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文化史必须从它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那里所能找寻到的认同点中谨慎选择,在“再现”与“建构”、“想象”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至于矫枉过正;再次,文化史必须致力于碎化历史与总体史的制衡。     

彝族翻译史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民族翻译史是我国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分析了当前民族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和不足．认为一部民族翻译史的书写应该与该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从专门研究特定民族社会、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出发，构思一部彝族翻译史，不仅可以丰富我国译史研究，而且是对民族译史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历史剧也是一种历史文本——从清宫戏看历史人物的再创造

历史剧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再创造应该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长期以来,由于清宫戏的热行,"戏说"历史已成风气,对历史人物的随意虚构和编造现象日趋严重。失实的翻案,漫画式、符号化的人物塑造,导致观众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的误读。历史剧创作在坚持艺术个性的同时,应该建立与历史文本相适应的史剧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