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鄯善考古研究综述

本文对楼兰鄯善考古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总结和综述,认为楼兰鄯善研究基本上是从考古和历史研究两条线索展开的,又以考古研究为基础。考古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即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考古发现分为考古探险和科学考古两个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在考古资料整理、简牍文书考释、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参研、环境考古学和中西文化交流考古学研究五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

西汉时期,楼兰(部善)与汉朝的关系主要是以汉与匈奴势力的消长和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为转移,两者的关系曾出现过四种不同的形态.简牍和文献证明,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鄯善就已经在政治上接受了汉朝的管理,汉朝在此屯田戍守.     

也论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兼与黄冕堂同志商榷

<正> 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既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又同民族史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包含我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而且包含我国历史上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苗疆”民族与封建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对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和采取的军事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科研课题。本文拟就“苗疆”的概念及其与中原关系的认识,“苗疆”民族的融合与“苗疆”民族族源的问题,清朝在“苗疆”推行“改土归流”与镇压苗族人民,历史上(主要是清代)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诸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并与冕堂同志商榷(黄冕堂同志《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见《文史哲》一九八○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关系》)。     

论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

隋唐时期是我国民族关系空前繁盛的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的民族杂居融合,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做好了准备.胡族人口的大量迁入,给中原带来胡族文化,并将其渗透于中原社会的方方面面,直接促成了中原"胡化"趋势的产生.而进入中原的大量内迁胡族,很快就为汉族文化所融化;边疆胡族也不断吸取汉族文明,迅速汉化.隋唐时期的"胡化"与汉化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两者是同时和互动进行的.     

汉魏丝路南北道分路考

历来史家多据《汉书·西域传》,分别以鄯善、车师前王庭为丝路南、北道的起点。笔者根据史籍记载,结合古楼兰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及考古发现等,认为两汉时期丝路南、北道均分路于罗布泊西北岸的楼兰,魏晋始自玉门关分道。试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     

我国民族关系的由来与发展问题

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历史特点及其特有的内在规律性。作者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应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区别;多民族的中国是中国务民族在历史上逐步实现统一的;所谓中原正统和古代各民族无法往来等论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文章还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杂居、近百年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动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宋朝坚持“不和亲”的原因探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历来是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主要方式。客观上和亲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和平、边疆的稳定,还促进了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然而,纵观赵宋一代,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屡见不鲜的和亲,在宋朝却找不到多少踪迹,而这一结果又是与当时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偏见的加深、理学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等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

宋辽金时期是北方民族以空前规模进入中原、并加速与汉民族融合的时期.迁徙杂居、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语言风俗的相互仿效,都促进了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金亡以后,北方地区已经形成了融合北方民族文化的、与以前历史时期明显不同的民族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原各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     

独具历史个性的昭君文化现象

远古以迄秦汉,在历史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中原与四边的各种关系,不是君臣相隶,便是他们时刻都在发生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它的人文关系。就西汉时期的汉朝和匈奴而言,汉朝原是中原各民族部落的统一体,匈奴则是北方民族部落的统一体,他们在各种接触(战争的、和平的)的过程中,产生与形成了各种文化现象。做为中原人王昭君(当时王昭君家乡属于比较开化的中原文化区)和做为北方人呼韩邪(稽侯珊)的结合,就属于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王昭君与呼韩邪和亲故事,从古至今家喻户晓。历代人为什么把王昭君视为民族和睦的象征而有口皆碑呢?座落在今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和湖北兴山县的宝坪村王昭君故家,为什么一直被古今各族各国人所虔诚凭吊而不绝如缕呢?这个问题,如果离开两汉民族关系     

隋唐时期奚族与突厥族关系探讨

奚族与突厥族都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公元6世纪,突厥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政权,统治大漠南北,奚族曾役属于突厥政权.隋唐时期,双方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变化过程.隋唐王朝对奚族与突厥族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是影响奚族与突厥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奚族在突厥族与隋唐之间依附不定,以求得自保.探讨奚族与突厥族的关系,对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有所裨益.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而此时的西域亦是各地方政权相互兼并,民族大交会大融合时期.中原虽然对西域的管理较薄弱,但却从未中断.而西域各地方政权也从不自外于中原,仍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系.这些联系可以从曹魏西晋在西域的管理;十六国时期前秦和河西地方政权同西域的关系;北魏及南朝各政权同西域的密切联系三个方面来加以证实.     

唐代渤海国姓氏研究

唐代渤海国姓氏,除王族大氏而外,还有高、张、杨、窦、乌、李等右姓,以及几与汉族姓氏相通的所谓庶姓.从渤海民族姓氏构成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渤海是一个多元性民族,渤海姓氏,是渤海接受中原文化,渤海民俗文化汉化后在姓氏文化上的反映.渤海姓氏文化同中原一样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渤海灭亡后,其民族原有文化特征已经显现不出来了,完全被中原文化所同化.     

楼兰国都与古代罗布泊的历史地位

楼兰国都与古代罗布泊的历史地位王守春楼兰古城由于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它的诸多历史地理问题，包括它的历史地位和兴衰变迁，一直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论述颇多。近年来，新疆考古界对楼兰古城为中心的罗布泊西北侧地区诸多地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

唐代的中原作家之多、流派之众,属唐代之冠.杜甫就是唐代中原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伟大诗人杜甫之所以在中原出现,与中原文化底蕴深厚有关,更与唐代作家群体的强大的阵容和与之所产生的浓厚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和流派之间形成或承继、或交流、或影响等各种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诗及盛唐文化的发展.深入研究杜甫及中原作家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全面了解杜甫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不无帮助.     

《朔方论丛》评介

《朔方论丛》是一部研究北方民族和蒙古族历史的论文集,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呼和浩特市塞北文化研究会编撰,于2011年9月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历史上,北方各民族或相继、或同时活动于这一地区,在各民族发展的同时,作为整体北方民族也在传承着其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北方民族与中原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交融异常频繁.     

论历史上的和亲

历史上的和亲,通常是指中原朝廷的皇帝以尚公主、降宗女、赐嫁妆的形式与游牧民族的君主联姻,也指游牧民族的君主之间采取同样的形式实行联姻。这是历史上各民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自汉代提出并实行后,便形成为一种延绵不断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始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和亲,作为各民族统治阶级的一项政策或策略,不同于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民间通婚,它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包含着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的综合因素。     

社会组织演进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的问题。这一关键阶段恰逢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时期，因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认同改造的一种选择。中原王朝包容四夷的政治理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吸引力，促使后者在认同转换的过程中逐渐突出中原王朝认同，最终建立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北方民族的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有其历史必然性。     

历史上的中国民族与外族究竟应以什么标准划分

长期以来,史学界由于对确定我国历史上疆域的标准认识不一,因而对今日领土上的古代民族哪些是中国民族,哪些是外族,也随之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宇内的古代民族,都是国内民族,不同意把汉族或中原王朝版图外的其他兄弟民族视为外族。另一种意见强调,中国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上的中国民族应以我国历代中原王朝的版图为限,或说只有“当时已经与汉族融合或归入汉族王朝版图的”,才是国内民族。     

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

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都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     

器物民族志:中国西南民族博物馆与族群叙事

笔者将西南民族博物馆放置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社会语境之下,以"西南研究"的整体性框架加以审视,从西南族群历史表述的角度,针对该地区民族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理论与实践,提出博物馆叙事的四种模式--中原一边陲模式、进化模式、自然历史模式、交互模式,并将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探索二十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博物馆中所存在的族群历史表述和身份书写的几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