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行政伦理:内涵、体系构建与实现途径

土地问题错综复杂,靠法律、法规和制度约束行政主体的同时应加强伦理建设。为此,应对土地行政伦理的概念及内涵有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土地行政伦理理论体系,包括土地行政伦理价值、土地行政制度伦理和土地行政人员伦理,并可通过执政者践行土地行政伦理、改变土地行政绩效考核标准、完善奖励与监督机制、加强土地行政伦理理论研究等措施来强化土地行政伦理的实施。     

土地冲突中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后果及悖论

当前,政府财政的支撑方式经历了从"农业财政"到"土地财政"的转变。在"土地财政"运作逻辑的支配下,在基层社会,以农民与政府为主体围绕着土地收益而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复杂的土地冲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话语表达权受到限制,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但同时又通过上访等方式展现其作为"弱者"所具有的强势;基层政府通过对权力与资源的掌握而处于强势地位,但农民上访与基层维稳又凸显出它的软肋。为此,在对土地冲突的处理上,必须重构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使各利益主体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进行协调和沟通。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价值不断显现,政府通过地租、税收、费等形式获取的大量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土地收益分配管理体制不合理,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是地方政府强烈的“圈地”、“批地”冲动的基本成因。改革和规范土地收益分配与管理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农民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冲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国家以及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

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而地方财政压力所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动,形成了普遍的"占地竞赛".获取"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普遍"偏好".分税制进而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了对土地的掠夺;有必要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行测算;以阐明农地为什么会成为掠夺的对象.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和规制,特别是变革农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及对农民行使产权行为能力的保护,是改变"分税制"-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失运行逻辑的关键.     

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

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对于政府民主体制的运作、制度的强化执行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达成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的关键在于建构其规范基础与实践机制,一是建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双重规制机制;三是成立与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专责机构。     

土地财政:本质、形成机理与转型之路

土地财政从表象看是一个财政问题,但通过从土地相关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切入分析表明:土地相关的制度供给与制度目标的矛盾是土地财政产生的内在原因.土地财政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提供了财政支持,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的核心问题在于耕地资源流失、城市化质量低、地方政府角色错位及收入不可持续并蕴含了极大的财政金融风险.土地财政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以土地制度的改革为首,以相关的财税政策为匹配,使地方政府以可持续的“以地生财”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结构与功能

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是土地行政伦理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土地行政伦理发挥其作用的特定方式。土地行政伦理的各要素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土地行政伦理关系处于核心层;土地行政伦理机构和制度处于中间层;土地行政伦理规范处于行为层。这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土地行政伦理运行机制具有引导、协调和保障的基本功能。     

我国土地财政规模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土地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我国土地财政的构成,按窄、中、宽三种口径估算土地财政规模,结果表明不同统计口径的土地财政收入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土地租金和贷款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力来源;总体上看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逐渐趋同;人口城市化水平和中央级税收比重与土地财政规模正相关,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土地财政规模负相关;人口总抚养比与土地出让收入比重正相关,而人均GDP与土地直接税收入比重正相关.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引资效应和土地收入效应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土地出让资金监管,以有效控制土地财政规模,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土地红利的伦理之维——对当今中国财富增长方式的一种透视

通过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土地红利的形成与分配,旨在认识当代中国财富创造与分配中的社会伦理关系,进而寻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道路.土地红利使中国在短期内积累了巨量社会财富,也形成了新的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当下在土地红利实现与分配中存在着对农民、普通市民的财富掠夺现象.土地红利的公平分配主要有赖于土地产权的明晰以及政府身份的合理定位.     

试论土地伦理及其实践途径

面对日益严峻的土地质量下降、土地生态退化问题,人们应该重新思考人类对土地资源利用的指导思想,尊重土地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推行土地伦理。土地伦理是传统“人类中心论”与“生物中心论”的有机融合,既是实现土地资源永续利用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实现我国土地伦理实践的一系列途径包括:改变“经济人”的思维模式,加强土地伦理的理论研究,强化土地伦理教育,推行土地养护运动,促进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等。     

中国城市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异化与重构

我国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出让环境,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然而,制度变迁的累积效应却导致地方政府成本和收益预期发生变化,在既得获利机会面前,土地招拍挂逐步偏离了其制度初衷,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工具。要改变这种状态,可以考虑采取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丰富和完善土地拍卖机制等措施,从而削弱和消除制度变迁累积效应对地方政府产生的边际影响。     

财政分权、收益分配与土地市场化进程

随着财政分权改革和土地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土地市场分权模式经历了中央集权、高度分权和中度分权三个阶段,各阶段土地市场呈现不同的特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市场收益分配的动态博弈形成了不同的分权模式以及相应的土地市场收益分配格局.高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与需求上实现了均衡,也推动了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产生偏离,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导地方政府,调整土地市场化路径.     

《民法典》中土地经营权的赋权逻辑与法律性质

私法配置土地权利的出发点是土地的经济价值,但《民法典》还必须关注土地的公共性、经济性和人文性,调适不同的土地伦理,突出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特征。土地经营权定性为物权或债权不能简单套用法教义学,而必须在土地赋权逻辑和土地权利行使的框架下分析,土地经营权定性的法效果差异主要体现为权利期限和征收补偿。《民法典》将各类合同产生的土地租赁权统一为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在解释论上最为顺畅,但为凸显"三权分置"的创新意义和强化权利效力,将其解释为物权更佳,且在法理上亦无障碍。权利定性也无需区分不同种类、不同期限的土地经营权。     

邻避困境的反思与解决——基于公平伦理与政策理性的双重考量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及运营产生的邻避效应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新挑战。实质上,邻避困境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社会与政治的博弈过程,因此,需要通过伦理规范考量邻避困境中的个体利益诉求。政策直接反映政府的价值取向,邻避困境的解决是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持续不断地求同存异、协调合作的过程,需要从信任与共识机制、第三方主体公正性、经济与伦理治理策略思维与执行力等方面着手。     

土地财政、晋升激励与房价棘轮效应的实证分析

土地财政和晋升激励是激发地方政府推动房价上涨的两大动力.文章通过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就土地财政和晋升激励对房价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1)土地财政没有推高房价,反而对房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2)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晋升需要,产生对GDP的追求,对房价的影响相时更加显著;(3)总的看,地方政府对房价的影响作用有限,我国房价走势主要由居民收入、货币供应和房价自身等经济因数所决定.     

试论土地伦理道德

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本 ,耕地是土地的精华 ,一个国家人均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是这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因此 ,笔者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 ,引伸出土地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 ,提出了土地伦理这一新的观点 ,并概括了我国土地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以及如何实践土地伦理道德 ,以切实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     

因公益需要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制度

因公益需要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性质应界定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于补偿层面,应确立出让与划拨土地使用权二元化的补偿规范体系。对提起收回的出让土地使用权,须退还剩余年限的出让金和按照市场价格评估补偿。对提前收回的划拨土地使用权,须对土地使用权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投入给予适当的补偿。对收回的土地使用权按照市场价格补偿时,需将因政府投资等因素致该土地使用权极差地租提高而产生的增值利益返还给社会,由社会从事公益事业。提前收回原因的公共利益要件和收回须遵循的法定程序应准用房屋征收制度的相关规制。     

土地财政与国家理财——从土地行政的肇始与弊端说起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之弊端,客观上已给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其形成与中国的城市土地有偿制度设置有密切关联,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客观上导致地方政府实行"土地财政",出让金收入机制又促使地方政府偏爱"土地财政"。要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不仅须从制度上解决现行土地出让制度存在的问题,而且更应关注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再生能力,提升地方政府的理财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破解"土地财政"的困境。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从分税制看土地财政的产生和解决——兼与美国地方政府财政之比较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划分办法,财权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为了缓解财力紧缺,地方政府采取了被称为“土地财政”的措施,内容包括高价出让建设用地、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招商引资、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扩张、土地抵押融资等.这些措施造成了剥夺农民利益、土地资源浪费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等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从重划中央和地方财权、改革土地出让金分配、增加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