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以司法文化的重建为中心

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导致了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构成司法文化的核心要素的解构、颠覆与重建。法的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三个基本维度获得全方位生长,从而重建了法的概念。后现代解构了作为司法文化基础的事实,明确了客观真实与法律事实的二元分立,并引发了司法过程中事实探知绝对化的转向。司法独立命题也被质疑和重新解读,促使我们思考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后现代思潮推动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概念的解构与重建,将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产生重要影响。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治解读

实现法治中国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公平正义是法治中国的根本追求;法治中国应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使执法更高效、更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体现司法文明;依法破解社会矛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文化探源

司法一元解决纠纷机制存在很多问题,有视角上的偏差,有功能上的错位,有价值上的失落。其文化上的成因,主要表现为法律信仰的缺失,司法伦理与司法技术的矛盾,因案而异的传统司法理念。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文化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长期存在;近现代纠纷解决的实践。因此,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历史习惯,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尤其应重塑人民调解的权威。     

论微博直播庭审对司法公信力的多维建构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基于对法律和司法实践认同基础上产生的对司法的信任和司法对公众的权威力。微博直播庭审作为微博传播与司法机关庭审工作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具有司法公开、司法参与、社会监督和法治教育的功能,也正是这些功能奠定了微博直播庭审的司法公信力建设特性,建构了司法公信力的多维度。具体而言,心理认同维度,促进树立法律信仰;制度实践维度,有效落实司法公开;价值目标维度,有力推进司法公正;司法主体维度,有助提高法官素质;文化环境维度,深入传播法治文化。     

社会转型期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经被纳入宪法和党章,这一点毋庸置疑。社会转型期,国家提出能动司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折中和屈服。而过分强调能动司法则有违法治理念,挑战着立法机关的权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能动司法成为了政治的奴隶,破坏了法体系的内部价值体系。厘清能动司法的利与弊、破解能动司法的消极谜题、把握能动司法积极的法治意蕴非常重要。而要想准确把握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一是要在原则上恪守司法被动裁判的本质属性;二是理清法官能动性的边界,包括明确司法解释边界和避免息诉或拒绝裁判的倾向;三是真正将一切社会矛盾纳入司法的管辖;四是要回归到制定法本身的不断完善的法治应有之义上来。     

媒体监督、司法活动与价值平衡

媒体监督一方面使得司法活动更加透明公正;另一方面,影响司法独立,公民的部分权利受到侵犯。媒体监督与司法活动之间会发生冲突,其原因在于:法律事实有别于新闻事实;司法独立排斥媒体监督;媒体报道的及时性与司法活动的程序性相矛盾;媒体的感性与司法的理性存在对立。媒体机构与司法机关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应通过法治途径,扩大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提高媒体和司法的自律。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深化与拓展——以检察文化建设为视角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检察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效载体,两者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深化与拓展的最终归宿是: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核心要求的检察文化的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深化与拓展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检察文化建设实现司法理念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化,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统一、协作与监督相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案件数量与案件质量相统一。     

论法律文化与司法建设

我们不应当在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两个概念的区分上花费更多精力,应从功能意义上把握概念实质,通过剖析法律文化建设的时代性与实践理性充分认识其在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建设法律文化,我们应当积极培育法律文化自觉与自信,并且着重抓好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建设。     

在社会民性中理性的审视和践行司法——兼论法学实践教育观的转向

司法作为调处社会矛盾必不可少的方式,法治环境为其大彰其道提供了现实背景与生存土壤。司法不能是单极化的权力张扬,其背后蕴藏着社会民性的内涵与价值追求。在法治运行轨道上的司法,作为世俗社会的调处机制,必须走出司法神秘主义的迷雾,通过民性力量的介入来强化司法尊严。司法权力与司法独立不是排斥社会民性的屏障,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出发点进行的民生司法,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根本之道。而且,民性司法要求当前的法学教育不能偏离实践教育,需要从传统的理论知识传授向理论素养与实务技能的转向。     

我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的原因及现实思考

我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顺理成章 :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 ,伦理、道德乃是国家治理中更为根本的因素 ;中国古代法官并非法律家 (lawyer) ,处理案件只是其行使行政职能 ,是治理民众的手段而已 ,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不利于严格依律司法精神的形成 ;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法律与诉讼避之唯恐不及 ,这种心理必然会对司法产生有力的制约 ;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重的复古倾向 ;州县官员们在司法判决中所反映的浓重的说教色彩 ,是父母官们道德优越感的必然体现。中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的现象似乎已成为过去 ,其实不然 ,在一定的程度上 ,旧的观念依然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负面影响 ,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 ,法治之路之所以艰难 ,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国人包括法律人缺乏对法治的信仰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