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内生秩序与国家行政嵌入的历史互动

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村庄内生,二是行政嵌入。前者是以村庄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为背景,经过农村社会自身的理论推测和共同实践而固定下来的,能为大多数村民接受的"恒常"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状态。简言之,就是村庄内部自发出现的态势和指导村民的行为准则。后者是一种外部力量干预,它的权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或制度建设。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在乡村场域中,国家的行政嵌入远远晚于村庄内生秩序,但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强制下,它却在与内生秩序力量的博弈中逐渐取得主动。     

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

本文把村落公共空间界定为乡村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并依据型构动力不同将其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村庄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村庄社会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活动,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其中所呈现的一致行动能力便构成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关联作为村庄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又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重要的生成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村庄秩序基础的变更,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的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及其利益协调机制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

文章旨在建立起中国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以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为基础 ,以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和村庄自身的秩序逻辑为主要因素 ,选定三种角度来讨论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 :村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 ;农村政策所起作用大小 ;建构若干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排序关系 ,尤其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来展开的讨论村庄类型和具体政策 ,对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排序 ,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规律性关系。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特性 ,理解中国农村政策为何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后果不同 ,具有基础性意义     

村庄结构分化及其社会治理特征

由于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分化及阶层分化的程度不同,不同区域村庄内部形成了不同的阶层社会结构。分化程度高的富裕村庄,阶层结构多元化,阶层差距拉大,阶层矛盾、阶层利益复杂化;中度分化村庄则资源有限,社会性竞争异常激烈;以偏远地区为代表的低度分化村庄阶层结构单一,阶层关系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具有区域差异性,创新农村社会政策需高度重视不同村庄的社会阶层结构及治理特征。     

关于村庄权力扩展性的讨论

构成当前村庄权力基础的因素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组织网络",而是权力的"利益网络".问题是"利益网络"不能构成村庄权力稳定的基础,其要害在于单纯利益关系不能构成有效的社会关联.正因为这种有效的社会关联的缺乏,致使村民失去了对乡村干部和社会地痞的抵御能力,无论是行政的村庄权力还是自治的村庄权力,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应对当前村庄权力利益网络这一事实,如何建构村庄权力的合法性,将成为农村可否保持稳定秩序的关键.     

论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秩序均衡基础的考察，区分出乡村一般秩序均衡和特殊秩序均衡的两种不同类型，并进而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主导意识形态状况、国家行政能力三维向度将乡村秩序状况划分为八种理想类型，结合这种理想分类，本文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面临的挑战作了初步探讨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     

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

公共空间凭借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孕育着社会秩序基础的生成。村庄社会关联作为乡村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乡村变迁场景中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依凭村落公共空间便可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大致轨迹。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论经济能人主导的村庄经营性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新兴农村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导或主政村庄治理.一些经济能人主政后,将经济运作中的经营理念引入村庄治理领域,以经营村庄为村庄治理的核心理念,以创业发展为村庄治理的工作重心,以利益导控为村庄治理的主要方式,以务实理性为村庄治理的策略选择,建构起独特的经营性治理模式.经营性管理是一种特殊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是增强村庄集体能力的一种现实路径.     

社会资本与社会合作--从社会资本的视角透视中国社会合作体系中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以广泛的社会合作为特征的,然而任何合作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关系网络的支持,离不开一定的伦理秩序。文章试图从作为一种社会内生资源的社会资本角度对中国社会合作形态的性质及其在制度转轨和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考察。     

村庄土政策的生成及其整合功能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迫于改革的需要在主观上对村庄管理故意放权,在客观上因村庄发展情况各异,国家难以统一要求,村庄出现正式制度严重不足,导致村庄基层组织纷纷用土政策整治村庄秩序。这样做,虽然节约了国家管理村庄的社会成本,弥补了村庄正式政策的缺陷,维护了村庄集体利益,强化了村组织的权威,但是,用土政策整合村庄存在着基层组织权力被扩张、被滥用的危险,潜伏着对农村稳定的威胁,我们必须规约它。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村庄形象”初论

新世纪乡土小说基于"转型话语"所描绘的"村庄形象",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消失"与文化意义上的"终结",二是村庄发展的不平衡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有违公平正义的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三是村庄文化上的新旧杂糅,这是中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表征,也是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村庄从外在的地理人文景观到内在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急遽变化还在进行之中,乡村变革的历史及其叙事远没有所谓的"终结"。     

论熟人社会的竞选——以广东L镇调查为例

村庄竞选的激烈程度与村庄经济资源和村庄社会结构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广东L镇村庄选举调研为基础,讨论了竞选得以发生的前提、竞选的机制和竞选对村庄熟人社会的影响,重点是占有较多经济资源但是农民原子化程度高的村庄的竞选机制及其后果。     

超越村庄:“泉域社会”在中国研究中的意义

泉域社会作为一个理论解说模式,是为克服村庄范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局限性而提出来的。泉域社会首先是水利社会,而且是水利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型,泉域社会概念的提出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之所以要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正是考虑到中国地域空间的差异性、水利在地域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地域社会对水利所具有的不同态度和策略。这样就可以真正从中国地域社会的水利问题出发,瓦解魏特夫大而化之的"治水学说"及其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并发掘出中国水利社会的多样性特征,凸显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网络构造与农民发展--固原市五个村庄社区的实地调查

本文以作者对固原市五个村庄社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欠发达农村地区农民社会网络的结构形态、农民个体与网络中其他角色的互动状况,以及他们在经济行动中调动和利用这类社会资源的方式等进行初步描述与分析。调查表明,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依然是固原市农村社会网络构造的主导模式。同时,农民的社会交往正在突破家庭、家族的固有界限,农村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已初步显现。政府的农村发展干预政策应考虑有助于农民社会网络的扩展与优化,从而使农民能够通过其社会网络的运行自发地、内源地调动农村社区及农户家庭生计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