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嘉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刻成后,即树碑文与洛阳太学门前,董卓之乱时,碑文残缺于战火之中;又几经迁徙,碑文复告漫灭;降至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叹。现原碑皆毁,仅存残石,拓片,我们已不能窥其全貌。但是,石经的镌刻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就是现在其影响也还没有消失。因此对石经镌刻的原因、意义等作一小考,恐怕也不无意义。一、石经镌刻的原因镌刻石经是统一经学的需要,汉代自武帝以后,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诸子百家治学已难构成与儒学相抗衡的力量,学派之争的重心转移到儒学内部,尊…     

唐蕃会盟碑上的一个疑点

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在公元823年树立于逻些(拉萨),而其盟约则于公元821年先在唐朝京都长安缔结,而后又于822年再盟于吐蕃首府逻些(拉萨)。九世纪时期,以汉蕃两文对照的文件,且不属于宗教性者,确属罕见。它给我们了解古代吐蕃的政治、社会、宗教、以及军事形势提供了一些线索。很多学者对它已作了研究,而近来尤以佐藤长(1949,1959),理查逊H·E,(1952)以及我木人(1955)为最。虽然石碑上所刻盟词字迹多处已受剥蚀,因而原文已残损不全,但仍可辨认而无疑。     

“朱熹疑伪《古文尚书》”一说考辨

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朱熹有怀疑<古文尚书>为伪的思想,本论文在对朱熹<尚书>学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朱熹不仅疑<古文尚书>,而且也怀疑<今文尚书>;虽然朱熹看到了古文和今文两者的盖距.但他并不认为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更从来没有从文本的真实性角度怀疑过古文或者今文;朱熹虽然提出了"<书>有两体"之说,但不是为了维护<古文尚书>,而是为了要求读(或解)<书>时有疑则阙,重在意迭而不是字字有解.     

崔寔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生年不详,死于汉灵帝建宁中(公元168至171年)。 崔寔的祖文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后为大将军窦宪的椽属。崔寔的父亲崔瑷,是有名的文学家,与马融、张衡相交甚好,曾官至济北相。崔寔“少沈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桓帝初,以郡举“至孝独行”之士,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后经大司农羊傅的推荐,崔寔被召拜议郎,任大将军梁冀的司马。继任五原太守。 延熹二年,梁太后去世,皇帝与宦官合谋政变,大将军梁冀首当其冲。崔寔受其牵连,被禁锢数年。后经司空黄琼的推荐,崔寔被任命为辽东太守,因奔丧未能成行。服丧期满,又被召拜为尚书,崔寔看到朝政无纲,世道昏乱,称病不视事,数月免归。 崔寔暗熟古今文章,有经史百家修养,曾著《政论》、《四民月令》两书,后世流传。其中《政论》一书是反映崔寔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全书今已散失,现有残节片断存于《后汉书》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辑本)中。仲长统说《政论》一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范晔评价此书“指切时要,言辨而确,当世称之”,又谓“子真(寔)持论,感起昏俗”,(均见《后汉书》卷五十二)都给《政论》以较高的评价。 东汉末     

《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

】《三体石经））-Tq刻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源于《后汉书》则称为汉末所刻，源于《晋书》则称于魏正始年间所刊。历史上主汉者有杨衍之、张参、司马光、欧阳柴等人，主魏者有魏收、郦道元、赵明诚、王昶等人。主魏者在近现代有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刘传莹、马衡等人，而主汉者只有王照留有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文字。本文从史籍、文本、书法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论述《三体石经》属于汉代所刻。     

阎若璩与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以《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的考察

阎若璩基于尊经明道的价值观念,以“根柢一枝节”的逻辑结构,运用实证、虚会法排比史料,考辨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孔《传》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伪而成《尚书古文疏证》.这对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实有先导作用,因而具有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王夫之论《易》与象

王夫之从丙戍(公元1646年,时年二十八岁)始有志于研究《周易》,至于已未(公元1655年)开始写作他的奠定体系的哲学巨著《周易外传》。而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他曾奔波于民族救亡图存的运动,满腔热血而又屡受挫折,直到南明瓦解,才决定“退伏幽栖”,以“亡国孤臣”之悲愤,在“志无可酬,业无可广”的情况下,倾心于研究《周易》之道。先有《周易稗疏》、     

《乾隆石经考文提要》简介

山西省文物局所藏《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共有十二卷,确实是清代彭元瑞撰书的,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书成。此书有版本专家傅增湘等人的题跋,全书共有六册。清初刻书和明朝“经厂本”的版式字体大同小异,分为官刻、家刻、坊刻、手抄本。从康熙时候开始,雍乾嘉道直至咸丰年间,都沿袭旧制,专设缮书处,缮写书册。凡是盛典、实录、方略等等,都是硃格楷书精写。《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一书为海内之孤本。字体园润大方,抄写工楷,秀丽天成,纸张滑润,装订端庄大雅。充分证实了魏隐儒先生所说:“乾嘉手写精椠,蔚然成风。”此书确是清代写刻的善本代表作之     

简论汉魏的郑学与王学

郑学,是东汉末年郑玄所创立的经学学派。郑玄(约108—201)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世称“后郑”,以便同郑兴、郑众父子的经学思想相区别。郑玄早年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春秋》,又向东郡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左传》、《周官》等古文经,最后又西入关中,向马融学古文经 东汉桓帝至灵帝年间,发生了党锢事件,郑玄也受到牵连,但他的学术活动并未停止,教授弟子达数百人。党锢禁解以后,     

试论《吕刑》的制定年代

在西周法律史的研究中,《吕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欲论一代之制,必先辨其史料的真伪.因此,对《吕刑》制定年代及内容真伪的考证,实为研究西周法制不可缺少的一环. 收于《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勘本)中的《尚书正义》源于《孔传古文尚书》,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尚书》最早版本,自宋人吴棫对其真伪提出质疑后,经几代学者考证,《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已成定论.然而,伪讬之中,却也有着真迹的存在,目前学界已断定《孔传古文尚书》中有三十三篇源于汉代伏生所传,《吕刑》即为其中之一.《今文尚书》中言尧、舜、禹、夏、商、之事的《虞书》、《夏书》、《商     

论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汤伐桀中的作用

商初的伊尹,在先秦古籍和甲骨卜辞中均有显赫的地位。《尚书·君》云: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古本《竹书纪年》云:仲壬“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尚书序》又说:沃丁“既葬伊尹于毫”等等,大概都是可靠的。在甲骨卜辞中称伊尹为“伊”(《京》3892)、“伊示”(《续存》下766)或“伊,(《粹》828),伊是其私名,尹是其官名,所以卜辞中又有所谓“多尹”。卜辞中又称伊尹为“黄尹”(《前》1·51·5)、“黄”(《乙》3037),亦即《诗     

学术与世变之间——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思想史意义

一般认为，对古文《尚书》之伪的认定经几代学者考辨，由清初阎若璩基本完成。但在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学界主流观点时，仍然存在着一股虽然微弱却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呈现出特有高峰，集中出现一批辨真著作。学者们之所以写作这些在学理上可能并不成立的著作．乃与他们对晚清中国衰败原因实于“世道人心”之沦丧的认识有关。学术研究受到了社会变化的影响。     

郑成功在常熟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元月,二十岁的郑成功奉父郑芝龙之命从福建来到常熟读书,师事于钱谦益。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崇祯时曾任礼部尚书,诗文甚负盛名,为东林领袖。郑芝龙与钱极为友善,频有交往。郑成功来常熟后,住在“半野堂”(钱宅今常熟城内含辉阁),钱妻柳如是(原名杨爱,浙江嘉兴人,善诗能绘,为秦淮八艳之一,亦以师母的身份与郑成功相待,学习之暇,郑、柳经常谈论时局国事,彼此吟唱诗文对联。     

《好太王碑》所载相关问题的思考

好太王碑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市,此碑建于公元414年.其地另有毋丘俭纪功残石传世,约刻于公元245年前后,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记作“毋丘俭丸都纪功碑”(卷3),是东北亚最早的碑刻.     

《南史》考疑(十三)

卷三《宋本纪下》“(泰始)二年……二月乙丑,以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中华书局1975年版校点本,下同。第78页)按:“尚书右仆射”,《建康实录》卷一四、《通志》卷一一同。《宋书.明帝纪》则云是年二月,“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尚书左仆射”,二载有异,当有一误。今考之《宋书.蔡廓传     

兵部尚书的设置始于何时?

《通典·职官》记:“(三国)魏置五兵尚书”(《宋书·百官志》记:“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晋初无,太康中乃有五兵尚书,而又分中兵、外兵为左右”(原注:“晋虽分中兵、外兵为左右,与旧五兵为七曹;然尚书唯置五兵而已,无七兵尚书之名”)。 “后魏为     

玄石坡碑铭

位于苏尼特左旗昌图锡力公社西北约三、四公里处有一个山坡,卧石遍布,呈褐色,因石得名“玄石坡”。 玄石坡有一组刻石碑铭,在阳面立石上刻有六十公分大的“玄石坡”三个大字,立石下有自然台阶,立石顶上凿有十公分深的香炉一鼎,立石北九米远的卧石上刻有“立马峰”三字,卧石后的平石上有四个马蹄印,立石东九米远的卧石上刻有“维永乐八年岁次庚寅四月丁酉朔七日癸卯,大明皇帝征讨胡寇将六军过此”的铭文,立石西南六米远的卧石上刻有“御制玄石坡铭,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典之悠久。永乐八年四月初七日”的铭文。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明成祖朱棣与漠北新汗本雅失里以书谕和,未成。次年复使给事中郭骥以书前往,被杀,明蒙战争再起。明成祖命淇国公立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北征,战亡于胪朐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正月,明成祖谋征漠北,二月下诏动员全国,命户部尚书夏元吉辅佐皇长孙(?)基留守北京,亲率五十万大军征漠北。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至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又亲征漠北五次,路经名山大川,勒石碑铭,并祭祀。永乐八年四月在赴哈拉和林交战途中,路经“玄石坡”休整补养期间,逐勒此石碑铭。     

朝鲜古代新罗诗人崔志远诗作初探

(一) 生活在九世纪后期的新罗诗人崔志远,于晚唐咸兴九年(公元868年)来唐,于光启元年(公元835年)归国,历时十七年。崔氏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不仅考取了唐帝国的“进士”,而且还任过“漂水县尉”,后来又到地位极为显赫的藩镇高骈幕府任“从事”。     

“夔一足”臆解

夔,《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既是神话传说中的怪兽,又相传是舜(一说尧)的乐正,《尚书·尧典》、《帝王世纪》均有载.《吕氏春秋》上记其亦有“一足”的传说。载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太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生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孔子不相信夔是一足,他把“夔一足”解释为“有一而足”,其实属附会。我们知道:足古代与止相通。例如“正”字,《说文》曰:“从一,一目止,”《说文》:“(?)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说文·正部》)止是趾的古字,(甲骨文写作:“(?)”。)足的象形,(小篆写作:“(?)”)《说文》曰:“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     

先秦诸子论为言之道

在古代专制政体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而一个人的荣辱成败生死,又何尝不往往系之于言.所以注意为言之道由来已久.古文《尚书·大禹谟》说:惟口出好、兴戎”(嘴是能交好于内外的,但也会兴起战争).这种说法比人们常说的“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少了点片面性.春秋战国还有一则“金人铭”的传说:“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人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说苑·敬慎》)是否有此金人,这金文之原文是否如此通俗易懂,难以详考.不过,《周易》之爻辞不假是确凿无疑的,其《坤》卦卦名即地:“地何言哉?”“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扎住口袋叫“括囊”,比喻不说话,不说话自然无害、也不会招来什么赞誉,主要意思是最好免开尊口,免得招惹麻烦.《周易》渊源在周之前,可见早在当时已很重视为言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