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郑玄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华友根郑玄字康成，东汉后期人。生于公元１２７年，卒于公元２００年。即汉顺帝永建二年至汉献帝建安四年。曾任乡啬夫、大司农等职。而董卓、袁绍举玄为赵相、茂才、中郎将，皆不就。又因党锢之祸，曾被禁锢达十四年。郑玄是东汉著名古文经学...     

玄学略论

两汉重经学,西汉主要是今文经,讲微言大义;东汉主要是古文经,讲章句训诂。不论西汉与东汉,推崇的都是周公、孔子之道。周孔之道,用魏晋人的话来说,就叫做“名教”。名教讲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以忠孝为核心。东汉讲章句训诂,和西汉讲微言大义一样,都十分烦琐,说一个字,往往至万言,或数万言。烦琐哲学是不会长久的,两汉人的经说,极大部分失传了。东汉末,经学有两位大师,一个叫马融,一个叫郑玄。郑玄是集今古文经学大成的人物,马融是郑玄的老师,玄在马融门下三年,没有见到过老师,后来学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未将古文经学生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谶纬与东汉学术

东汉学术约略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学.今文经从西汉即立为博士,东汉延续了前世的传统.古文经虽不立于学,却也甚受官家重视.不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其地位都在谶纬之下.本文阐述了谶纬在东汉政治与学术中的作用、地位及其与今古文经学的勾连、纠结、融通,从一个侧面剖析了儒学在东汉时期的复杂思想面相.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中国经学史论之二——

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文化主体的“经学”,有着各种不同的学派。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等用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的今文学说用以保护皇权之后,西汉“今文学派”在学术上遂占有优势。西汉末年,王莽又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东汉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只讲一经,拘守家法,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派”,却能博通群经,融会贯通,于是古文经学就逐渐压倒了今文经学。两汉的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在这“大混乱”的时代,融合今文、古文为一体,既不谈政治、又不谈思想的,正是一种烦琐的训诂学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郑玄与《戒子益恩书》

两汉是我国古代家教的萌芽时期。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通过对自己生命历程的阐述和人生经验的总结,从道德、学业、生活等方面对后代提出了期望与要求。其中不乏为学的宝贵经验、为人的高德懿行和为父的深情厚望,堪称后世为学、为人、教子的良好借鉴。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郑玄《中庸注》的诠释特色

号称今古文经学大师的郑玄,在注释《中庸》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版本校勘及文字训诂,具有鲜明的古文经学特色;而且注重引用五行说、谶纬说和公羊说以解经,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具有鲜明的今文经学特色,成为兼采今古文经学的代表作,在《中庸》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语》郑义举隅

东汉郑玄的《论语注》自唐代以后就亡佚了。２０世纪以来，发现了一些《论语》郑注的唐写本残卷，其中保存了大量与传本《论语》注疏不同的解释，为了解汉代及郑玄对《论语》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本文辑录了部分郑注条文，与传本《论语》注疏比较参证，认为《论语》郑义反映了汉代古文经学派《论语》的某些特征。     

郑玄礼学的延伸——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

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出土《论语》郑注残卷内容的分析可知,郑玄《论语》注具有尊用《周礼》、参用《仪礼》、《礼记》的学术特点。《论语》郑注是郑玄礼学的延伸,对研究郑玄的经学有重要意义。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东汉论都赋内蕴的演变

东汉的论都赋涉及到对西汉、东汉统治之术的评价和如何看待汉武、光武的功业等诸多问题。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 ,论都赋的内蕴也不断演变。杜笃的《论都赋》以王霸之术游说光武帝 ;班固等人的赋作歌颂东汉王朝以儒术治天下 ;张衡的《二京赋》以古文经学立说 ,杂以道家思想 ,包含着冷静的理性精神     

西安市出土的“正始三体石经”残石

一九四五年,西安市许士庙街小学附近,曾出土正始三体石经(康诰)残石一片,仅有表刻尚书,无背刻。(图版三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青年路西段挖修下水道时,于地下四公尺三寸处,又挖出正始三体石经残石一片,表背都有刻字,已移存于陕西省博物馆。案:儒经刻石,始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其后六十余年,即有正始三体石经之刻。这是因为“汉魏之交,古文经学已盛行,而熹平石经,都是今文,没有古文,所以在正始年间,(公元二四一年)又刻“尚书”和“春秋”两部古文经,与汉石经同立于洛阳之太学”。所谓“又立一(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因魏时刻的石经是古文,非人人所能认识,故在每一古文之下,加入小篆、隶书;因之,后     

《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情感世界

汉末文人面对古文经学的衰落和政治昏暗的现实 ,首先表现出了积极的用世精神 ,经过“党锢之祸”的打击之后 ,又开始了人性的自然复归。在此过程中又展示出他们在艰辛中求索、在忧患中进取的心路历程 ,体现出高昂的人文精神。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