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     

诗丽有差异

<正> (一) “丽”作为试赋的特点,早在西汉时扬雄就提出来了。他在《法言·吾子》中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其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区分文体的特点时也指出;“诗赋欲丽。”这里说的“丽”都是指的艺术形式上的雕绘词采。陆机在《文赋》中对     

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赋家欲走出艺术困境而有所建树,势必另辟新径,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正为此尝试。 就赋体而论,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在推崇“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之观念下论两汉至唐、宋赋发展云: 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况,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 此说甚明赋体之流变。然而,赋体之变乃风气所趋,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 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 这种论诗史发展的见解,适与赋体流变相对映。由是观之,赋体之变实为文学思潮之整体发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陈山毓《赋略》及其赋学观

《赋略》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绪言》辑录历代的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成五个部分来加以编排,藉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内容丰富,颇便读者;正篇与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兼及七体、颂体、楚辞体,偶作评点,颇有识见。在明代未年的学术著作中,《赋略》对赋文学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编纂体例及学术观点都值得后人借鉴。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三峡与巴蜀文化

三峡名称最早见于西晋左思《蜀都赋》：“经三峡之峥嵘”。在汉代桑钦著的《水经》里，提到了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但未贯以三峡之名。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才把它统称为“三峡”，但其时代晚于左思。因此，三峡之名可能起于东汉至魏晋之时。当人们     

《理惑论》的成书问题及思想内容论析

《理惑论》本是中国早期佛教重要的论书,但在近代以来的疑古思路指导之下,屡受伪书之疑。从《理惑论》的成书背景、著录和流传情况、作者、成书年代及真实性方面进行考察,并且结合《理惑论》的思想内容,可以得知,汤用彤等学者所做出的《理惑论》为东汉末年或三国初期的作品的断定是正确的。     

《左传》赋诗:“造篇”与“诵古”之别

《左传》赋诗历来以其浓郁的文学性引人关注。郑玄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但人们对《左传》赋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后者的"用诗之能",而较多忽略前者创作行为的自然发生与独特表现。对《左传》"造篇之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从创作论的角度发明"诗"之来源;对《左传》"诵古之赋"的研究则有利于了解春秋人对"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思想,从传播论的角度验证"诗"之流布。     

《文心雕龙·总术篇》新探

<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总术》云:“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我们认为,此说对《文心雕龙·总术篇》的研究,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其一,自此以后,《文心雕龙》研究者普遍认为《总术》乃《神思》至《附会》即通常所谓创作论的总结。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总术》谓:“本篇以总术为名,盖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这显然与黄侃同旨。又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总术》亦谓“本篇统摄神思至附会所论为文之术”。其他各家也普遍认为《总术》乃创作论的总论或总结。其二,黄侃以为《总术》只是对《神思》至《附会》所论问题作一总的强调,而没有提出其他的所谓“总术”,但因其“说犹未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总术》),而后来的研究者更以为《总术》确无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总术篇》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这两点都有必要重新研究,以求正确认识“总术”论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     

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中国赋论史上的"赋心"、"赋迹"理论不大可能由司马相如提出。此理论的本义不关理义,仅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批评存在,但在后人的阐释中,却逐渐将其中的"一经一纬"与《诗经》学的"三经三纬"说相比附,将"一宫一商"与《风》、《雅》遗音相对接,从而以"诗迹"量"赋迹",认为"赋心"即"经术之心","诗为赋心"。赋以风雅为宗,据此引入诗教观点来审视赋体发展,将《诗经》学的"正变"学说置于赋体衍变程序中,赋体、赋风因此有了"正"、"变"之区分。"赋心"、"赋迹"理论的变奏,体现的是赋体之教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汇。     

唐代赋论概观

唐代赋论内容比较集中在对汉魏六朝古赋及唐代新体律赋的争议评价上面,并与当时文艺思想上不同倾向的论争相联系;而律赋理论及《赋赋》、《赋谱》等作则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成果,对宋以后律赋评论有重要影响。     

论稼轩词的“剑拔弩张”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第一大词人。后世论宋词者,每以辛弃疾与北宋第一大词人苏轼并称“苏辛”。并称“苏辛”者,除两人在两宋词坛上的显赫地位外,还因为两人风格相近,都被称为豪放派。而对于辛词的豪放,清代著名词论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肯定其气魄雄大、意境深厚后云:“稼轩词着力太重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不免剑拔弩张。”又云:“稼轩词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山寺夜作》、《瑞鹤仙·南涧双溪楼》等类,才气虽雄,不免粗鲁。世人多好读之,无怪稼轩为后世叫嚣者作俑矣。”     

汉晋赋管窥

论文就汉、晋时代几篇赋佚文的辑录、认定、归并和篇名问题等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论述。考定此前所谓东方朔《旱颂》为贾谊《旱云赋》中的文字 ,崔《武赋》佚文实即崔《武都赋》中佚文 ,该赋写了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的活动中心 ;论证了蔡邕所谓《协和婚赋》《协初赋》实为一篇 ,篇名应用《协初赋》 ;傅玄《团扇赋》《圆扇赋》《纨扇赋》本为一篇等。纠正了以往学界认识上的错误。此外 ,或对原文进行恢复 ,或增补佚文 ,或揭示其艺术上之特色 ,俱有助于对这一时期赋创作及有关作家之认识。     

《两都赋》和《二京赋》的历史价值

<正> 一汉赋给人的印象是“虚辞滥说”、“靡丽多誇”,但细读《两都赋》和《二京赋》,却有不同的观感,若校以有关史料,则更觉其内容“类皆有据”、“确然可信”。无怪《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亲到长安考察史迹之后说:“赋语文之词,固多张诞,然身未尝至,目未尝睹,亦未可辄拒而不信,尝读汉人之赋,遂知两京台观之盛,班孟坚曰:‘轶云雨于太半,虹蜺回带于棼楣,’又曰:‘攀井干而未半,目眩转而意迷。’(按:见《西都赋》)张平子曰:‘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耸兢??按:见《西京赋》)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辣,使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由是观之,则数公之言,未遽为张大也。”(《长安志图》,《经训堂丛书》本,卷中)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有关汉代长安和洛阳的史料,除了近年在旧址的一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唐宋赋地位论略

<正> 一赋就在它彬彬大盛的时期,枚皋的“自悔类倡”,已让人从中感受到几分秋的凉意。百年之后,扬雄的“悔其少作”,更让人从赋的方兴未艾中,看到了它内在的危机。表面看来,枚皋与杨雄的心理失落并不一致。枚皋参照当时备受重用的经学家和政治家而自觉类倡;扬雄参照“立德”兼“立言”的圣人而自惭形秽。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古代文人的生存价值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中,最富于诱惑性和现实性的是入仕以立事功,枚皋“不得比严助等为尊官”的叹息,实缘此而发。扬雄却不同。他到了后期,突发异想,要追踪“立德”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作《法言》,仿《老子》作《太玄》,辞赋自然被他视作童子的雕虫篆刻。显然,枚皋与扬雄从各自的角色意识出发,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辞赋并非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到了东汉的班固,赋的尴尬处境愈益突出。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时候,他是一个为赋辩护的文学家;当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讽谕之义”的时候,他是一个服膺于官方的文章家和史学     

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西汉赋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作赋乃俳,见视如倡”的伦理危机.《两都赋》的出现,不仅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高标诗为赋源,诗赋同用,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同时也以成功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现实问题,确立了崭新的创作立场、原则与方法,为东汉后期辞赋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