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亲历明亡清兴的大变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思考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尊史"主张,追求史学"致用"与"求真",凸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他的"尊史"思想体现了"致用"与"求真"的统一,史学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引起足够重视。     

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一百多年来,人类对思维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思维研究为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所普遍重视.加强对历史思维的探讨对于深化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振兴民族文化、推进新世纪的史学,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思维的高度上进行思考.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思维是深邃和有特色的,如观察、研究历史的天人联系的整体系统思维、观察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以及在学术上的融汇百家以"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和治史的类例思维等.从思维的高度对民族史学进行总结,进而开展中外史学比较及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从中可以充分彰显出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从几个命题看三大思想家的鉴史资治观

本文所阐释的三个思想命题：王夫之的“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黄宗羲的“知古必先通今”、顾炎武的“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展示出三大思想家在时代转折之际，对历史盛衰经验教训的批判总结，对历史前途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史学社会功能的深刻理解     

历史研究的几个误区

当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极左思想与教条主义影响下的史学思维模式;二、脱离现实的史学研究;三、史学市场化中的无序行为.针对这三个方面问题历史研究应该摆脱一些痼疾,立足于现实,在改革中走向繁荣.     

王夫之秦汉史论初探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中国传统史论的代表作,其中的秦汉史论集中概括了他对四百年秦汉历史的独特解释与评论,不乏对于历史问题深刻的发现、精辟的见解和史学方法的卓越启示,较典型地反映了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意识和历史评论模式。虽然其中个别警策的论断已为治史者广泛引用,但从整体上估价王夫之的秦汉史论,全面分析继承其合理成果,仍是未曾展开的课题。近来反思史学遗产、弘扬史学优秀传统已日益成为史界共识,本文正是将王夫之的秦汉史论作为传统史学遗产的典型个案,从秦汉断代史和史学论的双重视角作初步审视。秦汉史论是《读通鉴论》这部评史巨著的主体内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对人的认识

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众多的人物,其中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充分强调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说来,司马迁史学思想中对人的认识表现在三个方面:历史是由各类人物所共同创造;人类具有永恒的精神价值;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     

王夫之的史学本体理论

王夫之(1619——1692)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评论家,他在进行历史评论的过程中,也对史学的本体理论作出过许多论述,并自有一定的体系。《读通鉴论》中的《叙论》四篇俨然堪称古代精湛的史学理论名篇。然而,学术界对王夫之史学的研究,大多只注意了他的历史评论,而忽略了他的史学本体理论。     

论王夫之历史观的理性精神

王夫之学贯古今,思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他对历史上种种神秘史学主张的尖锐批判,对“理势相契”论和“相天造命”说的深刻阐述,展现了他的史学思想推倒一切的革命精神和破除迷信的理性光彩。     

易学与中国史学

在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几个重要关节点上，易学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古代史学中，先秦史官的殷鉴思想、司马迁的见金观裹论、欧阳修的历史变革主张、王夫之的历史兴亡观以及章学诚的史学更不说，都与《周易》的通变思想密切相关。近代学者剥去了《周易》的神秘外衣，以人世历史的事实解释《周易》，其中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就十分突出。     

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

中国民族传统史学具有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历史意识,体现出具有自己特点的历史思维。在中西史学问题讨论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历史意识体现在溯源探流的历史发展过程论、历史阶段思想、忧患意识以及探讨历史变动的"所以然"的历史盛衰论。新世纪出现经济全球化趋势,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历史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对于研究当代社会,认识历史与现实运动的走向,有重要的意义。     

先秦"义"学新论

"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儒家将它作为思想纲领,而且墨、法、道等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探讨"义"的起源、含义和作用等,可以使人们对"义"有一个更新、更全面的了解.     

推倒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神像重开哲学之思--简析海德格尔及其《形而上学导论》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开篇就提出了"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的问题.之所以这样发问,是因为他首先深刻地反思了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接着,他又批判了近代哲学用"思"去规定"在",也就是控制论、价值化、世界资源化、利益最大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运用现象学的方法论,从本体论出发,以"在者"为起点,吸收了"生存哲学"和"生命哲学"的精华,以时间为视域,来说明"此在",进而领会"在"和"无",从中导出了生命及其意义.推倒了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神像,重开了哲学之思.     

论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

人们在日常意识中理解的“历史”,并非原始的历史实在,而是经过思维加工的产物。人类的行为产生了原始经验,极少一部分原始经验通过思维进入历史。这一过程不仅使原始经验转变成历史经验,也使思维本身成为历史思维。由于我们的认识只能意识到被思维加工的经验,因此原始经验的存在只是一个逻辑预设,它使描述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的共生状态成为可能。原始经验进入历史思维的过程,也是历史经验的概念化过程,即历史经验在历史思维编织下的生成过程。由于历史思维能够按不同的结构与技巧来编织历史经验,这就使历史经验的概念化具有多种可能性。因此,被人们认可的历史本体,实际上是历史思维活动存在的概念化多样性可能中某一种可能性的实现。     

鲁人之所瞻,子与山嵯峨--纪念徂徕先生石介诞生1000周年

徂徕先生石介是北宋著名学者,他重建思想世界秩序的热情和学术创新意识,“忠忘其身”、“笃于自信”的人生价值观念,成为后世知识分子宝贵的精神财富。石介热衷教育和学术,对当时和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刚正激切,同时也不乏诗人般的热情,颇具齐鲁礼仪之邦的古道热肠。在传统文人政治体系中,石介担任了道德守望者的角色,《庆历圣德诗》在文人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石介的学术抱负和美政理想相辅相成,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值得重视。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及其理性实践

以人为本,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的回应中,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刻理解中,在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付出代价的反思中,而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以人为本的"本",就是要把人当作主体、本质和目的.以人为本有三个层次的内涵首先,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的肯定.其次,就当前中国来讲,它是一种立足于解放人、为了人并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强调公正,关注弱势群体;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就是尊重人的合法权利,尊重人的能力差异,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不断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最后,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要确立起人(或人性化)的尺度,实行人性化服务.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落实到执政党的活动中,主要就是"以民为本",但不能把"以人为本"仅仅理解为就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更能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凝聚一切积极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的三重视界

哲学视界是任何哲学创立的思维方式,它的转换更是任何哲学创新的思想前提。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三重视界的转换及其"融合"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真正获得其现代形式,即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视界转换、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视界转换、从"自然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的视界转换。应当说,"存在论"的追究、"以人为本"的观念,以及"实践的唯物主义"原则的"三重视界融合"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具有革命性变革意义的思维方式,正是凭借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彻底断绝了历史唯心主义,创立了以"社会存在论"为理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是人幸福生活的仆人

寻求哲学合理的存在方式,是今天困扰人们的重大课题之一。在此问题上,最为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哲学与生活的真实关系,即回答哲学究竟应成为人的幸福生活的"主人"还是"仆人"。在哲学史上,以传统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哲学形态长期以来把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宰"作为哲学的使命,其结果导致了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抽象化。这是哲学陷入深层困境、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深重灾难的重要根源。抛弃和摆脱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人"的欲望,甘心成为"幸福生活的仆人",这是哲学的重大觉醒,也是兑现它为人类服务诺言的基本前提。     

论马克思哲学探索中的两种理论向度——作为“理论的理论”和作为“实践的理论”

马克思既坚决反对旧唯物主义抛开主体,直观地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又坚决反对唯心主义抛开客体,单纯从主体方面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革命,并且把这种在思维方式上实现的革命,贯彻到了"现实的个人"中。从"现实的个人"之价值规定性和社会历史规定性出发,马克思在其哲学探索中,构筑了其作为价值批判原则的"理论的理论"和作为实践原则的"实践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理论向度之间的关系,既非平行,又非前后"断裂",而是相互渗透和融合于其整个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哲学探索中的这两种理论向度,对当下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贽经学思想发微

李贽的经学思想大抵归于自得,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他一方面主张"经史相为表里"、"六经皆史",力求还原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本来面目,重新解读经典本义和领悟圣人本意;另一方面又重视《易经》和"四书";融合三教,以儒为宗,援引佛老以注儒经;主张"不求甚解"、"六经注我"的注经方式,借圣人经典以阐发己意。李贽的经学思想是一个对汉宋经学思想既有批判又有继承与发展的复杂思想体系。     

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怀特和他的《元史学》

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哲学的成就,也表达了他本人的学术理想.在<元史学>中,怀特认为自己获得了两项理论成果,一是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诗学本质,二是展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的确,<元史学>自圆其说,本身也是实践这两项理论成果的典范.同时,怀特启发我们,在历史学领域内,诗性与理性的结合依然有待探索.他的学术实践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尝试.当怀特强调历史叙述中诗性行为的重要性时,他也在努力对这种诗性行为进行理性解释,将它纳入到认识论的范畴中来.这样做意味着,诗性地预构某种理论乃是为了对原本未纳入到理性认识中的事物进行理性解释.反过来说,只要历史需要解释、进行解释,它就与预构理论的诗性思维、想象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