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戏曲的娱乐趣尚

瓦舍文化是一种娱乐文化，宋元戏曲是在瓦舍勾栏成熟起来的我国民族形式的戏剧，它必然带有娱乐文化的某些特点。本文主要从喜剧品格和大团圆结局两个方面，观照宋元戏曲的娱乐趣尚。     

“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人类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1年11月5-6日在西南大学举行的"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人类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民族文化与教育关系研究、西南民族教育发展现实问题研究、民族教育、文化发展与民族认同、民族宗教文化与教育、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人类学考察展示、民族文化与教育的影视人类学、西南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新途径、民族教育与文化的多类型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并而引起对民族文化与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共生"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进一步思考。     

教育戏剧发展中的特征及功能研究

教育戏剧是戏剧与教育两大领域相互交融的结果，它既借鉴了传统舞台戏剧的艺术特征，也注重戏剧在教育实践中所能发挥出的美育功能，因此，教育戏剧既拓展了戏剧的社会性功能，又延伸和改造了传统戏剧的艺术特征。汉斯·蒂斯·雷曼根据各个时期戏剧的艺术特征创造性地将世界戏剧的整个发展过程划分为：前戏剧剧场时期、戏剧剧场时期、后戏剧剧场时期，教育戏剧的艺术特征在汉斯·蒂斯·雷曼的各个时期均有它的映照，并且教育戏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拓展了戏剧既有的特征，并深化了戏剧心灵升华、人格整合、公众联结三大美育功能。     

话剧文本的成熟——论剧场戏剧对文明戏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剧场戏剧和文明戏都是中国话剧的非常重要的形态。它们的出现和当时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也和话剧自身发展的规律密切相关。其中20世纪30年代剧场戏剧的出现,是对早期文明戏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话剧文本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研究剧场戏剧和文明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对剧场戏剧有了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中国话剧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从而在整体上认识并把握中国话剧的发展线索。     

孟京辉戏剧的国外演出、接受与反思

本文试图详细梳理孟京辉戏剧在国外演出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外观众对其戏剧的接受,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语境下接受的内容,反思背后的缘由,挖掘戏剧与人的存在关系,以期在戏剧本质、戏剧本体、戏剧功能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本质上,戏剧是剧场中洋溢的浑然一体的戏剧精神,戏剧是所有的参与者——编剧、改编、导演、演员、舞美和观众等共同创造的集体性艺术作品;而功能上,笔者觉得戏剧可以创造剧场中共享的戏剧精神空间,亦可称之为戏剧共同体.从孟京辉戏剧国外演出的具体接受情况可以看出,他的戏剧极具先锋性和争议性.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特别是与理学影响有关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宋元南戏城市演剧探论

宋元城市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南戏从农村走向城市。南戏艺人通过勾栏演剧、路歧演剧、厅宅演剧和祭祀演剧的四种方式,在城市的演剧市场立稳脚跟。而当南戏成为一种输入性的文化消费品之后,它的组织方式也由原来封闭式的自组自演,转为富有商业气息的主动营销,艺术形态也突破早期的简陋格局,呈现驳杂、融通的聚合式形态,同时兼容城市底层和知识阶层两种不同类型的消费文化,凸显出双重文化的表现特征。     

两宋饮食与戏剧文化的中西会合

本文通过对翁敏华教授的《论两宋的饮食习俗与戏剧演进》[1]一文和美国汉学家奚如谷先生的《玩食物：宋元时期的表演、食物和人工美学》[2]一文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出两文在探讨饮食文化和戏剧文艺关系时所使用的研究思维、视角、方法上的会合点,凸显两宋饮食与戏剧文化的实质及哲学内涵。     

唐宋元时期固原境内的民族

唐代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是伴随着周边民族的冲突和战争、民族迁徙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而进行的.在这个宏观的历史大背景下,固原境内的民族迁徙及其融合,也体现了大唐开放文化的特点.固原宋元时期,亦是民族迁徙、融合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元代的固原.     

莎士比亚戏剧幻觉的独特性

本文梳理了前人关于莎士比亚戏剧幻觉的不同看法,并从剧场的角度探讨了其戏剧幻觉的独特性。笔者发现,前人关于戏剧幻觉的研究不但对戏剧幻觉的定义不一,而且还忽视了剧场在莎士比亚戏剧幻觉问题之中的重要性。在描述了戏剧幻觉是一种既真又假的感觉幻觉的基础上,本文指出,莎士比亚三面环绕的伸出式舞台剧场的形制特征和作为公共聚会地的性质决定了剧场观演关系的独特性,并因此决定了戏剧场面的呈现方式、观众的观看方式和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剧场的这些独特性最终决定了莎士比亚戏剧幻觉生成机制的独特性,观众以参与者眼光观看戏剧,在剧场公共领域交流原则和群体情绪的支持下,进入既真又假的戏剧幻觉体验。     

论宋元戏曲的演述时空

演述时空是戏曲剧场存在的基本形式。宋元戏曲的"演述时空"是演述者与观众在剧情内外展开交流互动的场域,主要包含剧场的现实生活域、审美游戏域、剧情虚构域和跨域四种基本形式。戏曲演述者身份的转换即意味着剧场主体间交流语境的转换,而剧场主体间交流语境的转换亦即意味着剧场演述时空的转换。宋元戏曲的演述时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演述时空与演员、行当、剧中人和观众之间的交流语境同在;二是演述时空随着剧场交流语境的潜换而变换,随着剧场交流语境的消失而消逝。     

汉藏史学的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了唐朝和宋元时期的汉藏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认为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经济繁荣,民户兴旺,文化发达,学术空气浓厚,这对于曾经占领此地的吐蕃人必然产生影响,尤其在历史学方面,汉藏民族之间存在长期的互相交流,吐蕃的史学家在学习和吸收了汉族的史学文化基础上,最终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传统.     

两种山地建筑的生态适应性研究——以福建客家土楼和贵州苗族吊脚楼为例

文化现象可以展示文化持有人群对其所处环境的生态适应,建筑作为文化运行的重要产物,正是具备这样的特点.土楼是客家人从中部平原地带迁入南方山区之后所发展起来的特有建筑形式,其中尤以福建的土楼最为典型和著名,而同样生活于山地的贵州苗族则多以干栏式的吊脚楼居住.福建客家土楼和贵州苗族吊脚楼两种山地建筑在选址上的风水讲究、用料上就地取材的方式和楼层房间的布局,还有通风、采光、保暖、抗震等方面独到的设计以及修建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技艺,充分展示了他们对所处环境的生态适应性.     

后现代主义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从理论观念和时代生活两个层面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生变化,其中包含着利弊交织的两种力量:它消解"整体"、"中心"观念,使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异质性和唯一性等得到强调;它用"后现代"方式将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学推入全球化潮流之中,导致写作的浅浮化、碎片化。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所持有的文化态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元社会生活的形象透视——以宋元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为视角

宋元时期商业繁荣,城市不断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随之整个社会的文化重心开始下移,审美风尚趋于通俗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因此宋元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儿童人物形象.这些儿童形象从一个侧面对宋元时期的社会生活给予了形象的透视,再现了"孝亲"的家庭伦理关系,反映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娱乐文艺的兴盛,折射了佛教思想的流行及民间宗教信仰的活跃.     

《水浒传》酒肉文化与北方游牧习俗的关系及其意义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酒肉文化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是宋元时期南北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那个悲剧时代汉人民和进步作家希望重振民族雄风的结果。对华夏民族尚武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张扬,使梁山酒肉文化具有一般饮食文化所不具备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     

晋学研究之"三部论"

"晋学"应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学科体系,根据不同时代的历史地位与政区演变特征,"晋学"研究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各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研究重心。如先秦时期三晋历史与文化研究侧重于自然环境与华夏古代文明、三晋发展与华夏民族形成等重大课题;秦汉至宋元时期并州民族与区域研究的核心在于北方民族迁移与王朝政治格局发展的区域性考察;明清以来山西社会研究则集中于由人口大迁移、自然灾害以及商业兴盛所引发的山西区域社会的剧变及广泛影响。     

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认为,我国西南位于亚洲大陆与中南半岛的衔接处,大陆文化向南传播,滨海文化北上渗透,都必须经过这一咽喉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决定我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的重要地位的首要因素。作者对比了泰国的和我国的一些古代遗址考古发现的资料,认为加强对西南民族的研究,不仅关系到解决西南各民族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中国民族古代文化的来源问题,以及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问题。     

唯物史观视域中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文化的民族性在于其既受到民族的历史和生存环境的制约,又对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发展产生影响,而文化的世界性则在于人类共同面临着世界历史进而全球化的进程.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表明,未来人类文化的态势将是形成一体的世界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并行.正确理解接轨全球化与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关系,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当代建构,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向世界推广.     

当前民族意识对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

民族意识作为各民族维护自身民族权益或利益的一种反映和认识，是民族地区影响民族关系及社会和谐建设的重要因素。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各民族的民族平等意识、发展意识和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并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