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

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关系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家类型相比,"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等国家形态具有周期性震荡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导致的是一个失败型国家,叶利钦"新自由主义"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勾结性和掠夺性的依附性国家,普京的国家主义式的"俄罗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性国家。本着"观念—行为—绩效"分析路径,可以揭示每一种国家形态形成的因果链条性关系,以及国家形态之间转换的内在政治逻辑。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得失是政治学理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     

国家审计及其机制创新: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是治理主体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高效等。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对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审计工作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不断调整和校正发展路径,通过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方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适应有效服务国家治理的需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机制与优化路径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据治理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技术手段、服务业态和治理方式,并为驱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提供新的支撑。数据治理通过驱动思维决策方式转型、价值创造方式转型、市场主体行为方式转型和政府自我调适转型等途径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需主动适应并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进而不断提升数据应用水平。为此,有必要从强化政府数据纵横交融的复杂性、增强政府数据治理与市场发展的适应性以及政府数据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协同性等方面着力,为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赋能。     

论治理的前提、模式与体制

治理研究是关于全部政治行为的总体研究,体现了政治社会规范和制度的总体特征,因为任何一个政治社会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及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将无序状态转化为有序状态.这种变无序为有序的政治行为即“治理”,而政治哲学所探讨的是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非任何一种治理行为在任何一个时间、地点、条件下都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我们既可以通过平和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强制的方式完成治理这一政治行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序通常区分为良序和劣序,治理则区分为善治(好的治理)和恶治(坏的治理).本文以资源约束与人性假设为治理的前提,进而探讨治理的模式,最终探讨治理的体制.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边缘化与原子化：乡村娱乐的双重面向及其生成逻辑

基层文化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子系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文化治理侧重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对基层民众行为的规制，凸显文化的治理工具向度，缺乏将文化作为治理对象的剖析。乡村娱乐作为基层文化的重要表征，其边缘化、原子化特征是基层文化治理亟待回应的议题。乡土闲暇生活的边缘化、私性化，是乡土逻辑与国家治理逻辑多维度建构的产物。乡村娱乐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方式，更是基层民众自我价值的呈现方式，亦是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阵地，是实体性娱乐活动、精神价值信仰、基层治理三维面孔的交汇点。     

治理语境下我国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理念、话语和模式

政治传播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已经对党的执政能力、政府公共行为、公民权利保障等国家治理基本要素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国当下的政治传播要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治理语境下实现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的全面现代转型。     

理念还是现实——论全球治理中的矛盾性

全球治理是近几年国际问题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其目标在于探讨各国应该怎样做才能有效治理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人口膨胀、贫富差距、环境恶化、地区冲突和核扩散等直接危及到世界人民安定生活的问题,把治理扩展到全球范围。在民族国家仍然是最核心的政治单位的情况下,全球治理进程中必然出现全球治理与现实国际关系体系之间的矛盾性,其中突出表现在主权国家与多元治理体系、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个体国家行为和全球规制等方面。由于这些矛盾性的存在,所谓全球治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但主要还是处于过程之中,其现实困境仍然明显存在。     

董事会多元化与公司治理效率问题研究

董事会多元化是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对个体认知局限性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一个动态反应过程,其人口统计和认知层面的多元化特征影响企业的治理行为,产生收益与成本.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基于个体特征的董事会多元化现象非常普及,通过影响和塑造公司治理行为选择而影响整个经济系统.本文以董事会多元化为主线,综合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框架,对董事会多元化的收益与成本,中国情境下的董事会多元化应用研究进行文献梳理与述评,以期为我国公司治理制度下发挥董事多元化的作用提供借鉴与启示.     

均衡性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特定逻辑

“均衡性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运行逻辑及导向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出于保持和维系这一均衡性的考虑,一系列对照于正式制度设置的“准正式”治理机制和工具应运而生,并随之带来了各种衍生性影响。以这一逻辑认识为基础,可以把中国治理实践中分散于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呈现的一系列重要的“悖论式”现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阐释。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政权建设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是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的主导分析框架.但从国内众多实证经验来看,社区治理活动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也不是理想的自治行为集合,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依靠美好的合作意愿建构起来的多中心管理实践的组合.真实的社区治理过程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组织彼此权力和利益的选择关系之中.因此,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实然"的角度对社区治理及其结构变革研究提供更完整,更真实的解释.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有清晰、明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集成和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层面构成的一种橄榄型的结构,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相互回应的闭合系统。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体制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现代化的治理必定是公共治理和善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改进这些不足,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资源下乡背景下城乡基层治理的四个命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国家与群众的关系发生重大调整，这集中表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不断增加对基层的资源输入，强化对群众的服务而弱化了对群众的组织。与此同时，国家提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其中最典型的是追求精准治理，推动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严格治理体系内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考核。基层治理环境和基层干部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治理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严格管理之下的唯上行为与形式主义、群众依赖性的增长和自治能力的弱化、治理资源的浪费及治理资源向治理能力转化的困难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当前阶段的城乡基层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四个话题：一是资源下乡与规范下乡的关系，二是基层精准治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悖论，三是基层治理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四是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试论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与国家发展一路同行,因此,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应当包括: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制度体系、治理方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高的路径选择必须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主要方式,抓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