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面临的海盗问题及海盗罪国内立法的必要性

本文着重探讨中国通过立法加强对国际海盗犯罪打击的必要性。文章指出了中国面临的海盗威胁,事实上,我国远洋运输日益成为海盗攻击目标,以海盗为首的海上犯罪对我国海上通道安全威胁的严重性已日益显露,海盗已经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如何通过法律打击海盗,保护我国远洋安全已迫在眉睫。立法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该承担公约规定的相应义务,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海盗罪未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适用过程中有着重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我们认为,将海盗罪在国内立法中加以明确化是必要的。具体而言,我国可以采用刑法中设立海盗罪的立法模式,明确海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从而解决这一司法难题。中国应认真考虑,逐步规范审理海盗案件的司法程序,整合现有打击力量,以有效打击海盗犯罪。     

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

１５２０－１８１０年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国海盗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一度都达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盗均无以匹敌的地步。中国海盗活动之潮起潮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同时期，海盗的起因、性质与影响迥然有别。     

嘉庆时期的浙江海盗与政府对策

嘉庆年间,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东南沿海零星的海盗逐渐结成了有组织的海盗大帮,小打小闹的海上抢劫演变为海盗与清军水师的直接冲突,海盗活动不断升级,由地方性事件发展成威胁清廷权威的东南海患。作为边缘群体,海盗的滋生与水上世界的生活节律是一致的。海盗的滋生,一方面是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群体生存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地域社会对外部变动回应和互动的结果。     

对在刑法中增设海盗罪的思考

海盗罪是一种严重的国际罪行,近年来其发案率已呈上升趋势,严重危害到海上公共安全和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专门规定了海盗罪,我国已加入该公约,但我国刑法中没有对海盗罪进行规定.借鉴国际刑法和域外刑法对海盗罪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增设海盗罪存在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具体增设时应在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章来入罪,规定其为一种在海上对船舶或航空器以及船舶或航空器上的人或物实施暴力、胁迫或其它扣留、掠取行为.     

18世纪初期（1708-1717）的海盗问题初探

海盗问题是中国海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史学界对清代海盗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时期,一是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乾嘉年间,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18世纪的海盗问题,众多学者却很少涉及.在18世纪初期,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起始阶段,中国的海盗活动却有一次突增的现象,该论文对1708-1717年(康熙四十七年至康熙五十六年)的海盗问题及成因加以简单分析说明.     

清嘉庆时期海盗投首问题初探

自嘉庆初年开始,大批海盗纷纷投首于清政府,然而其投首原因很多时候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实力穷蹙时的被迫选择,而是由盗首被剿灭或家属被拿获等外在因素以及海盗的自身特点、职业特性所导致.对于海盗的投首,清政府通常表现出接纳和欢迎,但依据其投首时间早晚、投首规模大小,其处理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有时,中央政府和地方剿捕官员的处理意见亦有所不同.     

清代前期的海防体系与广东海盗

有清一代,广东盗匪不断出现,嘉庆皇帝在位其间,便有天地会、黎民起义和海盗等。本文对这时期的广东海盗与广东海防体系作初步的考察,指出这一时期广东海防体系中以“三路设防,重在东路”的局面与该时期的海盗活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从国际合作透析对索马里海盗行为的打击

索马里海盗行为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影响和破坏国际海运安全的问题之一，构成了严重危害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罪行。通过分析海盗行为的危害性、打击的必要性以及国际合作打击海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打击海盗的进路。     

颠簸:政权真空下的民众生活——以18世纪福建沿海民众与海盗关系为中心

福建沿海的海盗问题并没有因为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而销声匿迹,相反,在政府无力统辖该地区的前提下,福建沿海的民众生活反而呈现出奇异一幕:要么成为海盗,要么自发反抗海盗,依靠朝廷剿灭海盗是不现实的,民众身份的复杂性与清王朝的海疆政策息息相关。福建海盗问题是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真实体现,同时也构建了一幅18世纪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真实图像。     

张保仔海盗集团投诚原因新探

嘉庆年间,活跃于珠江口一带的张保仔海盗集团最终在香山县为清政府招安。香山之所以能够成为朝廷剿抚海盗的主要力量,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广东海防中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清政府此时加强前山寨驻军,既为有效管治居澳葡人,也为动用澳门葡人的武装力量,以夷制盗。而名义上已归化中国的澳葡为巩固自己的既得权益,也不遗余力地协助中国政府军队。以前山寨驻防为中心的海防力量在剿抚张保仔海盗集团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

通过对“两课”的特点及“两课”教师肩负使命的分析 ,可以肯定“‘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这一命题。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讲学习”对提高“两课”教师的业务素质、“讲政治”对提高“两课”教师的思想素质、“讲正气”对提高“两课”教师人格素质的重要作用。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论先秦"中"观念的理论形态演进

先秦时期,产生于实践活动的"中"观念在走出了对具体物象的表意之后,经历了由政治性范畴到伦理性范畴,再到本体性范畴的不同理论形态演进.作为政治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正";作为伦理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德";作为本体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庸"."中"的这一理论形态演进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成为后世奉行"中庸"之道的思想理论源头.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北高洛“音乐会”初探

"音乐会"是冀中乡村的民间音乐组织,从"音乐会"本体的角度对北高洛"音乐会"的自然环境、行政区划以及经济文化系统,历史源流与文化背景,乐队编制、结构、乐器、演奏形式、乐谱、曲目、调高、调式以及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等作了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