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城市街居管理体制的创新取向

城市街居管理体制本质上是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界面之一，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这两个系统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权力与责任的分配与架构，它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善治”的重要生长点。但目前我国街居体制中存在街道办“实体化”、失衡化、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内源性动力相对不足等问题。改革路径之一是构建街居之间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在资金、人员、决策以及绩效评价这四个方面赋予社区足够的独立自主权。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受到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影响。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治理责任碎片化、治理权力碎片化、治理利益诉求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十四五”制定的社会治理发展目标，需要重点解决治理碎片化问题。结合中国国情和转型期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度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社区治理资源整合，从而探索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变迁分析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自建国后至今,经历了初建街居制、人民公社、文革、重建街居制、社区制五个时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发现国家力量是变迁的主导力量,社会变迁是变迁的重要动力,变迁过程则体现了政府模式的转变。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关键,突破制度依赖是改革的难点,治理过度行政化是改革的突破口,促进社会发展是制度变迁的长远之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生成机理与矫正策略研究

城市社区基层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我国基层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实践.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协同治理的典型.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水平和能力将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整体绩效.文章深入解构XZ市某社区的治理功能失调的案例,提出了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理论模型,基于绩效损失的理论视角,文章分析了不同的治理主体在该社区治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并分析了社区治理主体行为与绩效损失的内在联系,讨论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功能衰减、弱化的内在诱因.借助该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生产和选择过程,帮助人们在绩效损失的视角下全面理解我国新建社区在自治的治理机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在分析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有效规避基层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对策建议,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新的"抓手".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与业主委员会的发展环境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在总体上呈现出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的实践轨迹,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管控走向服务与契约。社区治理主要在于社区各主体使用公共资源,采取协商、合作与沟通手段,塑造公共权威。当前,以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已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变量。一般认为,在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商品房住宅小区中,随着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小区(社区)权力的重构与再形塑便更加活跃与突出,当然,这种权力变革既有国家制度安排的设计,又有来自市场的培育诉求,更有公民社会的争取与抗争。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破解——上海市金山区实践探索带来的启示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但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困境,如社区人口结构异质性导致居民诉求复杂化,社区权力结构失衡加剧小区管理困难,社区组织关系结构难以协调造成协同治理能力薄弱等。这些结构性困境使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弥补基层社会治理短板、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等社区治理体系结构方面不断探索符合新型城镇化社区特点与规律的社区治理之路。上海市金山区在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方面的实践探索,为破解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策思路。     

合作治理与城市基层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的制度变迁.加强和完善城市基层治理,有必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依靠合作治理提供社区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其中,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市场主体提供商业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公益服务,三者又通过一定的嵌入机制而在对方领域发挥作用.     

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治理:条件、困境与创新路径

治理方式与治理条件密切关联。在城镇化过程中，一批村庄逐渐从农村社会脱离出来但尚未完成城镇化，形成了一系列介于城乡之间又超越城乡社会体系的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主要有超级村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拆迁农民集聚社区、进城农民聚居社区、田园综合体以及特色小镇内的社区等。这些社区经济社会的城乡叠合结构建构了新的社区治理条件，决定着社区治理方式的转换和创新。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治理需要直面当前社区治理中治理体制与治理条件之间的张力、治理能力与治理任务之间的矛盾，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创新路径。其中，关键的是确立社区治理新理念，探索包容型社区治理制度，建构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治理的有效机制。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庇护关系”与转型时期农村移民的治理——W市农村移民生存策略的空间政治

"社会空间"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权力、空间政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可以展现进而分析社会空间的争夺、社会空间与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农村移民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通过构建新的社会空间调整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并通过行动生产和自我认同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从以往被城市所排斥转变为主体,而传统的庇护关系通过移民的适应性选择得以产生和存在,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在尊重移民生存权和发展的前提下,尝试创新移民社区管理制度,实现农村移民公民身份的转变,这或许是农村移民治理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区块链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优势与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难题需要运用创新性、前瞻性和科学化的思路与方法予以化解。区块链作为数字技术的突出代表，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匿名性加密性等优势和特征，为解决城市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可行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区块链嵌入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也不是万能的，它还会存在技术异化风险，要求人们科学处理科技与人文的对立和冲突，在实践中找准实践路径，做到既注重治理效率，又兼顾公平，始终坚守区块链发展为实现居民美好生活的价值导向和根本原则。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过渡状态下的社会治理机制优化研究

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过渡状态下,我国社会治理机制存在形式单一、运作僵化及后续乏力的问题,这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构带来极大的羁绊。要解决这些问题,应通过政府适度放权、积极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确立多中心社会治理格局;通过建立社会治理的协商机制、收缩地方政府权力范围和建立社会治理机制甄选制度来弱化社会治理中的公权驱动;多途径丰富化社会治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