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转变与城市群经济发展

"十一五"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重心不断转移调整,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东、中、西部"条状区域发展思路,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块状"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经济区域由"带状"向"块状,,转变。平均来看,城市群以占所在省份32.28%的国土面积,聚集了所在省份60.66%的人口,创造了75.61%的地区生产总值,中国区域经济已由省域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当前,行政区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现,城市群将是中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的主要载体,中国区域经济正在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在这三大转变基础上,"城市群经济"概念的提出有其合理性,空间聚集已从"产业聚集"演化为"城市聚集"。这时,城市群经济已成为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及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基于社会分工深化、市场深度扩张、要素高度空间聚集而演化出来的区域经济形态。城市群发展的当代意义还在于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城镇化的空间主体,是实现中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引领者。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治理三个维度54个指标构建了中国大陆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数据,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与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速度较快,其中数字治理增长速度最快,但省际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非均衡性分布态势,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63.2%。随着时间推移,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逐年减小,但近年来收敛速度有所放缓。此外,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上呈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态势,且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相邻能够提高本省份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移概率。因此,实现地区与省际间数字经济的包容、普惠、协调与互促发展是中国数字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内容。     

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人口分布效应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中国迁移人口不断向城市群迁移，如何优化城市群人口分布成为每个城市群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选择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研究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人口分布效应。研究发现，城市群人口分布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呈中心化态势，相较于其他城市群而言，这一特征在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城市生产率增加效应在不同城市间具有异质性，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均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中获益，但中心城市的获益程度更高，从而导致城市群人口分布的中心化态势。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强化城市群人口分布呈现的中心化态势；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不断深化，高技能劳动力在分布上也呈中心化态势。在迁移人口不断向城市群迁移的背景下，研究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角度为优化城市群人口分布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可为城市群发展规划在优化人口分布方面的顶层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新世纪以来国际城市群研究前沿及其四维度热点解读——基于Citespace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文献计量

城市群是全球化进程中重要的竞争单元,是各个国家拉动经济增长和平衡发展的主要空间形式.本文系统解读国际城市群研究文献,旨在为我国对该领域开展进一步研究以及优化城市群规划政策提供国际经验借鉴.首先,我们借助CiteSpace工具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城市群主题文献的发文趋势、空间分布、热点关键词进行统计性分析,揭示新世纪以来该主题最新的研究前沿;其次,基于知识图谱分析,从时间维度上纵向剖析城市群研究的知识演进过程和主要特征;最后,结合关键词共现分析、VOSviewer工具和影响力较高文献,根据经济、地理、人口和政府治理四个维度,我们进一步挖掘城市群子主题研究热点.研究表明,城市、增长和城市化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本质和动力,中国城市群已逐渐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相关研究在不同阶段分别侧重考察了经济集聚形式、城市网络、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城市群的经济影响、空间结构、城市蔓延、人口集聚、政府政策是不同学科关注的重点.未来我国应加强对于科学划定城市群、实现区域公平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经济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经济流反映了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体现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周边城市对核心城市辐射力的接收状况,是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成为引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增长极,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流呈现"分殊性"的区域空间结构特征,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基于三大城市群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交通运输量、信息强度四方面影响经济流的发展差异,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亟须借鉴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成熟的发展经验,在发挥核心城市辐射作用、聚集创新资源要素、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构建交通网络体系、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注入新鲜活力,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向更加均衡、更高质量水平迈进.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群背景下社会风险综合分析框架初探

随着城市群成为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导模式,人口大规模、高密度向城市聚集不可避免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本文在社会风险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城市群的社会风险特征,提出新的综合性的社会风险分析框架——"PIETINC"(人口-产业-环境-技术-制度-规范-观念)理论模型,并结合东日本大地震、上海高层公寓大火和北京交通拥堵三个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城市群地区社会风险防范应注意的几个方面:社会风险应对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制度、规范、观念三个要素是应对社会风险的基础;人口与产业的合理布局是避免社会风险发生的重要方面,技术应与人口、产业大规模、高密度聚集的特性相匹配;应对城市群社会风险应当采用多学科融会贯通的思路。     

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行业特征及空间演变

文章对搬迁型产业转移和扩张型产业转移这两种产业转移的基本形式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运用生产份额法研究了2001年至2010年间我国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行业、区域特征。研究表明:从行业上看,我国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产业转移最活跃的是劳动密集型生活必需品类轻工制造业,其次为资本密集型的资源依赖产业,而需求价格弹性较高的非生活必需品类轻工业则有不同程度的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从时间上来看,2006-2010年间我国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速度快于2006年之前的五年;从空间上来看,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出和产业转入都十分活跃,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明显只集中在少数几个省份。最后,本文从建立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产业共同发展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政策思路。     

空间再配置: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减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收入差距是产值与人口在空间上的错配,纠正这种错配不仅能够缩小人均意义上的收入差距而且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机制——空间再配置效应。在实证上,作者采用1990-2007年间广东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土地利用效率与其人口集聚程度正相关;土地利用效率在距大城市约300公里以内随距离的增加而下降,下降幅度超过50%。因此,纠正人口与产值的空间错配,不限制甚至引导人口从土地利用效率低的地方向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让人口在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方集聚,既可能缩小地方间的差距,也可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研究

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入手,选取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2000-2015年的人均GDP指标,采用空间差异测度系数、全局Moran’s I指数、局部自相关LISA分布图,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与分散特征、各城市与邻近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采用网络分析法,建立两两区域VAR模型,进行ADF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构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关联网络。研究发现,从绝对差异上来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而从相对差异上来看,2006年以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并趋于稳定。其次,长江经济带人均GDP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特征是逐年增强的,但是各城市间空间关联的紧密程度总体偏低,在经济协作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城市群的全球化进程及中国经验

城市群不仅是一个内涵空前复杂的“宏大叙事”,也是一场直接涉及到亿万人利益和命运的现实进程.世界城市群最突出的变化与趋势,从城市人口上看,世界各城市群都有较大的增长和扩展；在区域和经济发展上看,一些城市群出现了跨越州、市及跨国化的趋势,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区；在城市群模式上,则是日益呈现出特色化的发展趋势.与西方城市群最重视的是自然空间演化、城市形态蔓延、空间距离改变等不同,中国城市群在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中更多受制于“时间”要素,充分照顾城市群自然成长和演化的内在规律,是我国城市群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决定我国城市群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     

基于综合城市化的城市群效率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实证比较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不是一种自生成长的城市化,而是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的“粗放型城市化”.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传统的城市化水平“虚高”,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口的“被城市化”；综合城市化指数衡量的城市化水平更具内涵,反映了城市化的真实程度.通过对综合城市化效率的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地区综合城市化效率总体有效性不足,尤其是大城市效率水平较低,而中小城市效率水平较高.通过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高,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低；在效率变化上,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效率改善均优于珠三角城市群.     

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论纲

元政府的重农政策和措施、人口的增长以及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等因素 ,促使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屯田为主要措施的农业开发 ,手工业、商业贸易和交通的发展 ,构筑了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和社会变迁的轨迹。边界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使得元代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呈现出不平衡性和迟滞性的总体态势。     

城市群体系的规模分布结构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从特征事实、定量测度与经济增长效应三个维度研究中国城市群体系的规模分布结构得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结论。中国存在一个城市群体系为中间环节的城市体系，城市群体系人口规模分布向着齐普夫法则分布收敛，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总体上也接近齐布夫法则分布，并向其收敛，但存在过于均衡或过于非均衡的形态。中国城市群体系结构的齐普夫幂律值与其对应的人均GDP增长率之间为倒U形关系，优化中国城市群体系可以释放城市化的巨大潜力，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此外，利用齐普夫幂律值可以研究和发现城市群体系（包括城市群之间以及每个城市群内部）的失衡程度与优化潜力。上述发现对中国城市群的未来规划和发展带来重要启示。通过顺应城市群发展规律的政府作为既可以优化、培育合理的城市体系，也可以促进区域和全国经济的增长及其充分均衡的发展。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基于产出和收入双维度和多时段的SPDM模型检验

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理论与方法,从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两个维度,分别对1978-2013年及1978-1992年和1992-2013年三个时段中国西部12省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均产出在各研究时段上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城镇居民收入较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具有更强的发散性;不论人均产出还是人均收入,在1992-2013年期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发散性,经济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趋势;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示范效应与空间传递效应,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冲击对邻近地区影响显著.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在提升西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同时,也应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内部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城镇协同发展:基于典型城市群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于城市发展,促进制造产业空间转移,优化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针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及人口变动数据,计算了城市群目标产业的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并以Shift-Share分析法计算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各指标对城市人口净流入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人口从上级城市向下级城市流动,具有明显的协同扩散效应,有利于促进我国城镇协调发展。然而,另一方面随机效应不明显,当前存在着一些城市空间扭曲性政策,这些政策可能阻碍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城镇协调发展的相关机制,因此在实践中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消除这些扭曲性政策。     

长江经济带重点城市群发展研究

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三大战略之—，长江经济带以其横贯东中西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新常态下重塑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关于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三大两小”的城市群布局，有利于聚集长江沿岸产业和人口。结合各自发展基础和优势条件，各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对应着不同的发展重点。为更好地推动城市群发展支撑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在规划、创新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城市群健康发展。     

聚集经济的源泉、维度特征与转换途径

产业聚集是经济活动最为突出的地理特征,研究聚集经济的基本机理对于指导我国产业集聚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聚集经济的范围外部性本质作为分析起点,从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三个角度系统总结了聚集经济的源泉。接着,从产业、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对聚集经济的特征进行了经验归纳。最后,针对区域发展中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问题,从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组织变换三个方面提出了地方化经济向城市化经济转换的途径。     

城市群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以长三角为例

基于长三角25个城市2001—2010年面板数据,本文对城市群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服务业集聚区位熵值大多在1.5以上,产业相对聚集且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区位熵值总体呈下降趋势;服务业集聚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应的弹性系数为-0.395,负效应影响明显,表明由集聚带来的该地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开始出现逆转,作为一种"经济信号"值得关注;模型控制变量,如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规模、政府干预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等均与经济增长均呈正相关。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集聚多样化协调、集聚协同产业的发展以及集聚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建设。     

新世纪以来我国金融集聚的格局特征与关联演化模式研究

新世纪以来,在经济结构调整、要素配置市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业自身不断壮大成熟的推动下,我国金融产业的空间集聚表现出新的特点。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就业统计数据,从县级尺度上对我国金融集聚的格局特征与关联演化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金融集聚呈现总体程度较低、但快速提高和局部集聚的整体态势,同时在区域间、建制类型及行政等级间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我国金融集聚表现出显著的、不断增强的空间关联特性,存在集中集聚型、集中极化型、集中边缘型、集中扩散型、一般边缘型、一般扩散型等六种典型的关联演化模式。相应地区应从地区关联的整体视角,在产业集聚方向、与实体经济互动、地区分工合作、制度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