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林语堂——评王兆胜的新作《闲话林语堂》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是研究人的灵魂,那么研究文学家则是走进一个幽深具体的文化灵魂。《闲话林语堂》就是这样一本真正走进林语堂文化灵魂深处的佳作。首先,作者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宏大视野中把握林语堂。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种生动的文化现象,突显的是民族文化的某些价值。在《闲话林语堂》中,作者通过剖析林语堂文化灵魂的渊源,揭示了林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林语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那样激烈地否定,又不同于“国粹派”一味地肯定传统,而是在批判传统文化丑恶一…     

略论林语堂的翻译观--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英译为例

林语堂是享誉中外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其国学根底与翻译水准堪称双绝.其翻译生涯中最伟大的贡献,便是以通俗化的策略,把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化,生动地传播到西方世界.1932年初,林氏发表了他最系统、最有名的译论--长篇论文<论翻译>,文中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这三条标准在他所译的陶渊明名篇<归去来兮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通过回顾林语堂的翻译观,来解读其英译<归去来兮辞>,认为该译作是译者与原作者情感互通的产物,具有准确传神美、句式变化美及音韵节奏美等特点.     

回归、审视与选择--论林语堂的传统文化观

基督教家庭和教会学校教育,造成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隔阂;旅居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又使林语堂对"自己民族特有东西"情有独钟.林语堂的传统文化观与他同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有所不同.他有着强烈的回归传统文化的倾向,同时又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着传统文化,以西方的视角选择着传统文化,而他的回归、审视与选择是彼此关联、相互渗透的.     

林语堂的宗教人生

林语堂是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与作家.林语堂从小接受基督教文化,长大后又对中国的儒道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几种文化的综合,构成了他复杂而丰富的宗教人生.林语堂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和社会的历练之后,在他的晚年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在他的作品中,你不仅能看到他对中国五千年来的儒,道家文化的精确阐释,还能感受到他具有的浓厚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情怀.这位中西合壁的大学者,传递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人生哲学.他不仅向西方译介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创作中糅合的东西方文化,宗教,信仰,更是带给我们思想上巨大的洗礼.     

"革命",非"革命家"--论林语堂的知识分子立场

林语堂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解.林语堂从"语丝"时期激进的社会批判转化为"论语"时期社会批评和文化建设并重,其态度的变化标志着评判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重建,他在原有的道德-政治尺度之外,又增加了文化的尺度,社会角色也由单一变为双重.在这双重角色中,林语堂更看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创造功能.     

解读林语堂的崭新参照--评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

1995年以来,林语堂研究领域新人辈出,继80年代万平近、施建伟两先生之后,陈旋波、王兆胜、汤奇云等后起之秀,无不把审视的目光投注在作为20世纪文化名人的林语堂及构成其特异文化景观的林语堂在海内外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上.新一代研究者均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或通过对于东西文化的类比与参照,或通过对其人生哲学、生活理想的阐释,或通过对其作品中文化叙事的解读等,力求透过历史和现实的重重烟幕,把握其中所蕴含的东西文化因缘,领悟林语堂精神世界的实质.     

审美人生的文化皈依——论林语堂“生活艺术论”思想的形成

"生活艺术论"思想是林语堂人生哲学观的体现.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林语堂面临着中西文化选择的强大压力,生存的困境促使他通过独特的生活方式进行诗意的反抗.他提出的"新文化"观就是要赋予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人文内蕴和现代意义.他也正是借文化这一平台来揭橥纷繁的人生真相,并作为其个人在复杂的现代性境遇中的美学立场和生存态度.     

林语堂小品文的社会评论浅析--对于误解的匡正

要没有理性的社会评论就没有社会的理性,就像没有优秀的读者就没有优秀的作家、没有优秀的文学批评就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文以载道”观以及“服务政治”的传统思维定式,使林语堂很多颇有见地的社会评论小品受到了种种的尘封;在“风沙扑面之时”提倡幽默、追求闲适、抒发性灵,使林语堂被牢牢地锁定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资产阶级幽默趣味文人。本文将从林氏社会评论的视野、社会评论的主体、社会评论的方式等三方面对其在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加以分析,力图展示林语堂的另一面,对误解予以澄清,还林语堂一个本来的面目。     

神性之维:林语堂文化人格解析

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现代基督教文化是林语堂人格构成中的根基性元素 ,因此林语堂将“人何以为人”这一命题作为自己的终极关切 ,并赋予“上帝”现代人文的涵义。信仰人格影响了林语堂的理性人格、道德人格、审美人格等 ,在他的文化人格中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现代基督教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成了林语堂品评中国文化的潜在标准 ,从而造成了东西文化在他人格构成中的不同地位 :西方文化属于价值根基层面 ,中国文化属于审美情趣层面。     

论异质文化融合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

林语堂一直被誉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游者",林语堂凭借其精湛的中西语言功底和对中西文化的通晓,将中国古典文化译介到西方社会,促进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接受。因此将在异质文化融合的视角下,以林语堂的小品文翻译为个案研究对象,探讨林语堂在东学西渐过程中发挥的积极的文化传播作用。     

边缘游走：林语堂的人文探寻

林语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处境。林语堂建构的人文话语带有一种独特的边缘性价值和意义 :既非纯粹西方系统内的话语 ,亦非正宗传统国学。它的斑驳、复杂、游走、变异姿态和品质与作者活泛、变通、可调适的文化心理相表里。林语堂著作及其学术文化生涯的边缘性质构成一个可资探讨和阐释的文化课题。     

林语堂与《红楼梦》

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崇尚西方和批判传统的情况下,<红楼梦>恐怕是少有的例外,它普遍受到关注、热爱和崇拜.林语堂也不例外,他平生的最爱是<红楼梦>.<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塑造、家庭文化叙事,尤其是其精神血脉已浸润于林语堂的文学人生之中,也深入了林语堂的精神和灵魂,这自然提升了林语堂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品位.不过,由于过于崇拜<红楼梦>,一味沉溺于模仿,缺乏超越性意向,这是林语堂的明显不足.     

自观与他观:藏地小说的文化展示

从民族学视角看,藏地小说作家对藏地文化的观察和阐释有两种典型的路径,即自观与他观。两者互相弥补,相映成趣,共同完成了对雪域文化的田野发现和诗性呈现。在众多藏地小说作家中,阿来和范稳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全部创作勾联成了两条典型的文化阐释路线,完整呈现了藏地博大精深的文化,弘扬了信仰的力量。     

科学与人文:林语堂的两个文化世界

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是林语堂文化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特征，它构成了林语堂通然不同的两个文化世界，同时也回应着20世纪西方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二重变奏。林语堂在科学与人文的双重选择中一方面显示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欢呼，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表现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合流，这正是林语堂文化思想的独特之处。林语堂的科学、科学主义观林语堂从小接受西化教育，对西方文明怀着强烈的向往，因此其崇拜科学是不言而喻的。当“五四”思想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林语堂也顺应着这股强大…     

文化传播与策略选择——从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说起

《生活的艺术》作为林语堂"对外讲中"的代表作,畅销经年,但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却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分析林语堂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实际影响与其作品畅销程度之间的差距,可为今天的文化传播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走向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我的米海尔》的女性主义解读

作家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抒写了一部女性精神史.在小说中作家吁求母性回归,颠覆非勒司中心主义;并以女性的自我和社会文化结构为切入点,阐释作家的女性观和小说所蕴涵的女性文化价值.     

从"无须做伪"到"文学是个人心灵的表达"——论林语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关系

故乡秀美的山水既陶冶了林语堂的情操,也养成了他观察人事万物的独特方式--"高地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使他在现实生活中时时把大自然作为他处世的参照系,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自觉追求真与诚,希望无愧于心灵,从而形成了他观照人生与观照写作的独特方式.本文旨在探索林语堂人生观与文学观形成的地域和文化诱因,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家长与丈夫——《林语堂三部曲》人物论之一

本文从文化视角，深入分析了林语堂文化家庭小说《林语堂三部曲》中的“家长与丈夫”形象。认为这些形象具有儒道融合、中西融合的复合性文化品格，表现出鲜明的哲理性、象征性、理想性的精神特征和艺术审美特征，体现了林语堂儒道融合、中西互补的文化观     

论林语堂散文的幽默特征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体现出非常突出的幽默特征,这与其早期的散文主张有密切联系。林语堂早期极推崇散文的幽默化,并形成一定的理论特点。林语堂散文幽默特征还可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找到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林语堂散文不仅受到中、外小品文的双重影响,还与其政治信仰、文学主张相投合。并且这种幽默散文观,不仅包含了他人格与文格、生活与艺术相融合而形成的带有中庸文化色彩的本质,而且对言志派散文批评理论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绿色文论的生态诗学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