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在中医典籍英译的应用研究

翻译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阐释的过程,中医典籍英译也需要解释.本文采用西方哲学理论中的阐释学观点,对比分析《黄帝内经·素问》的Veith译本和李照国译本,探讨阐释学对中医典籍英译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当代译介学范式的变化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译介学”的范畴比“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范畴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翻译文学的研究、文学翻译的研究以及相关译论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论的研究,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介绍和评论外国作品的重要文学期刊,以及译本中的序言和跋,该时期的新闻媒体发展状况都应当在研究范围之内,比如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新青年》在译介外国文学的时候最先采用了白话形式,促使当时的译介跳出了时下流行的林译小说的窠臼,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开展。     

论文化自觉意识观照下的儒家典籍的译介

儒家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思想是汉民族文化的结晶和历史积淀,对其进行译介是确立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在译介过程中我们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对以往的儒家典籍的译介的梳理发现,传统的译介实践常常是以外国译者为主体,以"西方中心"的理念为指导,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导致了儒家哲学思想被割裂和扭曲.在文化自觉意识的观照下,儒家典籍的译介应以中国译者为主体,在"文化平等对话"的理念指导下,采取异化的阻抗式的译介策略,这对弘扬和传播儒家文明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典籍译介的适度文化自觉

一个民族能否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其先决条件是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中国典籍译介在本质上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适度文化自觉体现在通过理性认知中西文化特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髓的前提下，以合适方式译介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典籍，满足西方受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中国典籍译介的适度文化自觉，是建设多元共生和谐世界文化秩序的关键。     

胡萝卜绿色天然生态有机蔬菜 人体健康的“保护神”

中华医学历史悠久，名医辈出。古今中医名家不仅深入研究中草药医汉冷热病，对果蔬菜防范疾病、健康人体也有着广乏研究。     

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概念史”是伴随“语言学转向”而在德国兴起的一种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手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总体而言,概念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身份未明、时代未定、平台未建的起步阶段,有志者当从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成果、组建概念史合作研究团队、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等方面继续努力.     

现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

“五四”之后直至1940年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主要分阶段侧重于两个方面。第一个阶段大致集中在1917～1925年,重点译介心理学和哲学基础理论;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意识流译介的鼎盛时期,研究意识流的文学论著以及部分意识流大师的文论和小说得到了较多译介。意识流的译介使中国文坛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技巧、意识流小说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理性的认知,也为意识流技巧走入中国文学,最终为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一部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中国哲学的萌芽与中医学的起源

中国哲学的萌芽和中医学的起源关系密切.原始宗教与中医复合体的"巫"、"神农尝百草"的医药神话,是原始宗教、神话传说与中医学关系的典型体现."巫医同源"只是夏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医与巫已经明显分化与界定.巫医流变从一定角度说明了医学对哲学的作用:在哲学的萌芽和医学起源的阶段,医学实践对于哲学从唯心论转变为唯物论,以及辩证法的萌芽产生,有着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     

杨宪益的翻译思想研究

杨宪益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一生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文章从翻译认识、翻译取向和翻译理想三个方面概述杨宪益的翻译思想,为纪念这位优秀的翻译大师,也为提高典籍英译的译者素质和丰富翻译指导思想探寻道路。     

宝玉何以被误读为女士?——评西方人对《红楼梦》的首次解读

中国经典小说西传史上最大的笑话,莫过于宝玉被误读为女性。1842年5月,晚清来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上译介了《红楼梦》,这是《红楼梦》第一次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然而,该译介错漏百出,甚至把宝玉的性别弄错。总结郭实腊译介文的内容与译介方式、涉及的主要人物与主题,探讨其诸多误读产生的原因和其译介的立场与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反思该译介文的价值与意义。     

《近世社会主义》的翻译史考察

《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其翻译版本多次出版。本文系统考察了该译著的翻译史。《近世社会主义》的译介不仅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翻译并传播的开始,也为研究翻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试论近代西医中译对当今中医英译的启示

以传教士为主体以及以翻译日文西医书籍为主要媒介的近代西医中译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审视近代西医中译,尤其是医学名词和术语翻译标准的统一尝试,有利于我们提升当今中医英译水平,促进中医文化的海外传播.     

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的译介与研究存在着不均衡的局面,即译介正在走向繁荣,而研究却相对薄弱。本文认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中还存在探讨不够深入、留有空白领域、忽视方法论的研究与转换等问题,今后应予以修正与完善。     

中朝两国佛教典籍流通考

在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典籍的流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弄清中国佛教典籍如何传入朝鲜以及朝鲜佛教典籍怎样回传中国,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佛教发展史和朝鲜佛教发展史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从更高、更广的角度上去审视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长期性、连续性、广泛性和深刻性。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论述。     

综论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译介与研究

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16年了.他的文学作品无论在中国的翻译界还是学术研究界都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从"热译"到"探究"不仅弥补了中国对大江文学译介与研究的不足,而且也给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反思.     

伊藤漱平《红楼梦》译介的红学启示——兼论《红楼梦》成功译介的前提与意义

日本学者伊藤漱平为《红楼梦》的译介与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对中国红学新成果的关注,以及对日本红学动态的把握,都为译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运用归化法,在译文中体现出易于日本读者接受的亲切风貌,大力推动了《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伊藤漱平的译介经历与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译介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1945—1949）

20世纪40年代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活动,主要方面:继续关注鲁迅,研究型译介的展开,以及面向大众的话剧演出.通过这些论述旨在通过对这些译介的梳理,探讨在译介过程中译介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知及其译介思想的变化.     

文化软实力与典籍外译之话语权研究

典籍翻译对于提升中国形象、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抵制文化霸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华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译本在国内外评价很高,在国外销量也很大,影响很广,但我们却发现理雅各《易经》英译本存在着许多误译,作为文化殖民者,他还有意通过翻译消解和扭曲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剥夺了中国人的话语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典籍外译利在千秋,为了确保典籍文化在输出的同时不变形、不失真,汉语学者的译本断不可缺,不能简单地仅以销量作为典籍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     

论佛教对中藏医的不同影响

从医学哲学角度对中藏医比较，有必要从佛教这一角度深入展开。佛教对中医的影响涉及理、法、方、药诸多方面，但“佛理”并未深入中医“医理”。佛教对藏医的影响则深刻而久远，藏医文化以佛为本，藏医医理通佛理，藏医医德即是佛教精神在医学上的具体体现。从哲理到医理，不仅仅是中藏医研究的必要，对中西医研究也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