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村庄与自然环境

清末民初陕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对村庄的生存形成多方面的影响.地形地貌和可耕地状况决定了村庄规模小且分散.粗放的耕作方式、低效的劳动工具、农作物种植品种单一的组合体现了特定自然环境下村庄农业生产的可能选择.为了应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村庄内部形成多种互济互助的传统习俗,增强了村庄的内聚力,但严重的自然灾害往往瓦解了村庄的内聚力.     

论社会转型期农村邻里社会功能的嬗变

中国农村社会已进入转型加速期，农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心理都发生了变化，邻里间在生产生活互助、儿童社会化、社会控制及情感交流等方面应有的社会功能呈现出弱化趋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进一步改善邻里关系，充分发挥邻里应有的社会功能，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弥补邻里社会功能的缺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出现了一个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其"乡土现实"题材有"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土地问题"和"乡土生态与环保"等八个叙事"热点"。每个叙事"热点"都是对中国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由于"电视剧作者"的有机构成、创作成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国家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不同,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叙事就有不同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由此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貌,也存在诸多叙事问题。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村庄形象”初论

新世纪乡土小说基于"转型话语"所描绘的"村庄形象",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消失"与文化意义上的"终结",二是村庄发展的不平衡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有违公平正义的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三是村庄文化上的新旧杂糅,这是中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表征,也是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村庄从外在的地理人文景观到内在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急遽变化还在进行之中,乡村变革的历史及其叙事远没有所谓的"终结"。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家庭生存策略——从社会性别视角看陕西侯永禄一家的经历

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维度是一个既关乎历史也触及现实的命题。"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对农村亿万芸芸众生来说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尽管这场"生存保卫战"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但迄今有关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仍付阙如。陕西农民侯永禄不间断写了六十余年日记,作为见证人和当事人,他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这场生存危机的一些原始记录。从社会性别视角来解读,侯氏一家人应对大饥荒的生存实践、行动逻辑及资源权力不尽相同,他们的生存策略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本文从社会性别视野勾勒了一个普通农家生存之道的大致轮廓并着重描述了农家妇女的独特作用和贡献。这些微观经历不失为其时千千万万农村家庭普遍经历的一个缩影。     

公私观念与熟人社会

正公与私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与实践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公与私,不仅是一个看法、一种观念、一套规则,而且是形塑地方社会秩序的文化认同性力量。熟人社会里农民公私观念的表达,具有层次性、伸缩性、价值性和规范性等四个方面的不同属性。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的四重属性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机制,既有助于理解乡土中国社会里的农民行为逻辑与熟人社会的秩序形成机制,也有助于理解村庄里的政治社会生态与政权建设的地方实践形态。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理论探析

农民出于对生存、安全、最大利益和公平的"理性选择"走上了发展合作组织的道路,并通过合作组织的"集体力量"规避市场风险,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进而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又受到"文化"和"政府"等内外因素的制约。     

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

"人情"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习俗,有着经济互助和社会整合功能。当前宁波农村的仪式性人情正日益丧失这些功能。由于仪式性人情场合的送礼数额非常高,招待客人的酒席标准也很高,处于村庄底层的村民根本操办不起,也无法广泛参与。因此,仪式性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的"表演",中间阶层可以勉力参与,贫弱阶层只能退出。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并异化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这固然因为宁波村庄内部出现了经济分层,也因为村庄内部不存在强大的内生结构性力量。     

生存资本考量下的文化追寻——对东北农村社区家族文化复兴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沉寂多年的农村家族文化呈现"复兴"的趋势,本文作者在对一个只有百年移民史的东北农村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学者们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原因做出了多种解释,本文的研究提出了"资本说"的分析框架和假说,即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根本动力在于农民把家族文化作为"生存资本",通过家族文化资本的凝聚形成社会网络资本并进而转化为经济资本.这一假说在对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不同类型大家族的个案研究中得到证实,并指出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担负着教化功能和农民对"我是谁"的质朴追寻.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趋势评价的基本出发点应是纳入到农民具体的生存情境中加以考量.家族文化是农民为自身的生存所"激活"的文化资本,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农村精英人士来说,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承栽着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弘扬的宿愿;同时又应看到农村家族文化的"复兴"也是社会转型期一些农村社区仍未走出"过去"的表现,家族文化不但体现为"弱者的武器",同时也是"陈旧的武器".     

梁漱溟乡村建设观对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梁漱溟以其深厚的东方文化情结分析中国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失调",进而形成具有特色的乡村建设理论。该理论对于今天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发展农村教育、生长农村文化、开展农民自我教育等方面均有借鉴意义。     

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应对机制与农户生产经营决策——川东北传统粮区的实证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川东北传统粮区87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检验了在收入风险冲击下,农户可选的风险应对机制及这种机制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正规收入风险机制缺失的背景下,农户会选择一些非正规的机制应对风险。由于事后的风险处理机制受到限制,农户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事前机制来规避收入风险。目前,生产经营中的保守行为是农民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但这种事前机制将同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带来负面影响。     

街区邻里政治的动员路径与二重维度——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的分析

将后单位时代都市街区中的"邻里政治"置于多元行动者的论域之中,讨论国家-社会在持续绵延的日常生活层面的遭遇,旨在将国家-社会的研究范式切换至"邻里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以此为切口,考察社区居委会在邻里空间的权力操作策略和运作逻辑,居委会动员群众参与、争取居民认同的技术与手段,以及国家权力如何通过代理人的行动和话语渗透到市民日常生活.邻里政治展现的不同行动形式和实践逻辑,从根本上彰显了邻里政治的二重维度,即以居委会为中心的"情理政治"和以物业运作为中心的"法理政治".由居委会运作的"情理政治"是国家出于政权建设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呈现出"居委会-典型群众(积极分子)-居民"的传统二次动员路径,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子是面子、人情、互惠、信任等地方性社会资源.     

家庭发展能力:理解农民家庭转型的一个视角

在家庭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区域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具有显著差异。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策略的产物,家庭、村庄和市场三者共同定义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基本结构。"半工半耕"的强度、代际合力的强度以及家庭目标的调控共同塑造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实践形态,导致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分化。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强弱,可以将农民家庭划分为生活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发展型家庭三种理想形态。基于此,农村家庭政策需着眼于农民家庭形态差异,采取富有针对性的"分类治理"策略,这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回应农民家庭生活需要、实现家庭政策有效落地的重要基础。     

莫里森小说创作中的原始图腾与神话仪式

非洲古老的原始图腾和神话仪式为非裔美国女作家莫里森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她巧妙地使用非洲的民谣、神话和音乐等文化仪式,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来呈现多彩的黑人文化,消解黑人民族的"缺席"和"失语",疗救黑人的精神创伤,激活长期患有"集体无意识"的黑人民族的集体记忆.莫里森以原始图腾和神话仪式的文本策略和叙事策略来表达那些"言说不出的东西",重新审视和阐释黑人文化的民族特性,建构独立的民族属性和文化身份.     

订单农业的运行机理和稳定性分析

订单的实质是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形成了一个"准市场",这个准市场既有市场属性,也有企业属性.在一定条件下,准市场的均衡表现为分离均衡.合同的稳定性依赖于产品特性、(专用性)投资规模、组织因素、策略性行为、外部市场结构和环境等多种因素.当市场波动不太大时,"分离均衡"的存在是合同平稳运行的充分条件.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制度主义的视角

项目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其自利性刺激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冲动,村庄利用"躲项目"和"争项目"的策略,对基层政府实施反支配。乡村互动的支配与反支配结构,根源于基层项目治理制度构建的权、责、利三者非均衡分布,并表现为乡镇—村庄(基层组织、农户)二元结构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的二元结构通过行政权、自治权的博弈得到稳定。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农地制度调适

农民外出务工存在面向村庄的兼业生存和面向城市的职业生存两种逻辑。不同逻辑的农民务工对农地权利提出了不同的诉求,需要农地制度在未来一段时期进行包括农地所有权职能定位、农地权利流转和农地权利的退出机制等方面调适。     

中国农民经济德性的现代转型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经证明,无论是"中国性"还是"农民性",都可以与"现代性"相契合。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不能仅仅是生产生活的现代转型,还必须包括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经济德性的现代转型。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中国农民在乡土依恋中形成了重利求稳、勤劳节俭、信任互助、关爱家园等独特的传统经济德性。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洗礼下,中国农民在传统经济德性的基础上又新生了诸多现代的市场经济德性。传统经济德性源于乡土,现代经济德性源于市场。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农民一方面要完善现代市场所需的新兴经济德性,为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奠定必要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要弘扬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经济德性,为促进世界的现代发展贡献中国农民的独特智慧。     

19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

罂粟早在唐代就由阿拉伯商人引入中国西南地区种植,19世纪以前是作为花卉和药物使用。中国种植罂粟且作为加工毒品的原料,大约在19世纪初期,19世纪30年代后种植渐广,种植范围也逐渐由西南边疆扩大到内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表面上仍然执行禁烟措施,但因为内外交困的形势,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力不从心。实际上,清政府在默许鸦片走私合法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不少官员主张以自产鸦片代替进口鸦片,这直接导致罂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鸦片加工质量也逐步提高,已经逐渐可以同进口鸦片进行竞争。云贵川西南边疆始终是中国罂粟的主产区,19世纪后期云南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为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产鸦片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进口鸦片已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鸦片是在中国历史上传播时间最短而种植地域最广的一种作物。种植罂粟不仅是政府增加财政税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也是农民增加短期收益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广大农民不仅没有因为种植罂粟改变严酷的生活处境,反而更加悲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因种植罂粟而染上鸦片瘾者越来越多,他们陷入更困难的生存状态;种植罂粟必然占用大量耕地,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经常造成饥荒。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与基层党政关系——以“铜陵模式”为例

"铜陵模式"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具有示范意义。行政性和自治性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就是要在互助自治的行为中使社区回归其守望相助的邻里属性,但在参与过程中会遇到被动参与、利益分歧、程序公正等问题。努力去化解这些问题,并在政党、政府和社会三者博弈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当前我们研究社区治理问题时应当把握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