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协调发展——十六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反映了十六大以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自在总体布局中的独特作用及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了全面的论述和部署,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经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主要围绕着演进历程、历史动因、意义与实现途径等问题展开,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贡献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新飞跃；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思想。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战略性部署,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即坚持党的领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     

关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思考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的总目标,是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正确理解和把握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拓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的不断深化过程.“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将产生深远影响.推进“五位”走向“一体”,必须明确“五位”的“一体”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构完善的制度体系,提高党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后现代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有相应的价值导向。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后现代理论"重视文化作用的机理与社会重视文化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因此,在文化选择和建构的价值层面,后现代理论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坚持国家全面发展和人民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为核心价值导向,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对邓小平现代化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的现代化战略思想与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与步骤思想、现代化战略布局思想和现代化建设的对外战略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了创新与发展,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等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意义重大。     

社会建设地位凸显的必然性

社会建设自提出以来地位日益凸显,并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是解决当前突出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途径。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基于《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对勘式阅读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文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围绕这部手稿展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一般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逻辑,而没有抓住马克思批判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之所以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除了受《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也与人的解放问题相关。后者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关切。基于整体的思路,黑格尔将伦理国家作为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方案;马克思却通过内在的批判发现黑格尔的论证无法完成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因此,马克思不再将政治国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在方法论上放弃了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批判方法,逐渐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