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因素: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政策因素研究作为政策科学的一个新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由于政策过程本质上是政策因素互动的结果,因而可以为当前陷入白热化的政策过程主流理论的替代研究找到一条新路;另一方面,也可据此突破传统政策分析实证方法的单一维度,达到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走出主流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政治系统分析为路径的研究传统,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关系假设支撑政策因素研究,可以发现主体、认识、利益、权力、规则、环境等六大政策因素,由此也可望将政策科学的研究带入到一种动态化的、整体化的、现实化的新天地.     

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作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 ,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通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使其效能得以发挥 ,而政策执行本身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其效果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其中政策制定得科学与否对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本文从政策的合理性、明晰性、协调性、稳定性以及公平性诸方面探讨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对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影响。     

政策学习:理解政策变迁的新视角

政策学习作为解释政策变迁的一个较新的视角,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上尚有很大空间。政策学习源自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随着学习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被重视,政策学习概念也不断变迁。政策学习理论应用于社会政策研究中,将为丰富社会政策理论、分析政策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增加决策合理性和政策效率作出贡献。社会学习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政策过程和政策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社会政策从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变迁。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政策·政策主体·政策选择

揭示经济现象中的规建性关系和指导经济实践,是经济理论的根本目的.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对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政策的形成和政府行为,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嵌入式政策执行研究——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

很多公共政策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执行效果,然而,大多数的执行研究,忽视了政策执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从嵌入性的角度看,政策执行嵌入于其所处的社会脉络之中,政策执行所依赖的政策工具,受到政策共同体及其更为广阔的社会脉络的影响和形塑,从而使执行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最终导致政策执行取得不同的效果.     

政策科学的演进: 政策因素研究的视角

流行教科书对政策科学演进史的解读,是一种阶段模型.其实,这只是政策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由于政策阶段只是政策主体行为的理论外化,而人的行为总是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因此政策科学的演进,其内在的路径必然是人类对政策过程中因素的不断发掘:先是一种具有科学理性的认识因素的发掘与理性的政策过程理论的形成;接着是权力因素的重新发现与政策过程技术与政治双因素理论模式的出现;然后,政策科学转向多因素理论研究.由于这种理论转向,政策科学的范武革命深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的前沿课题.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政策执行困难的政策分析

我国现有的农村医疗保障政策存在执行困难的问题,从博弈中的政策行动者,即中央政府(包括各职能部门)、地方政府与农民个体的视角解释这项社会政策执行遇到很多困难的原因,政府没有承担在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各种政策行动者调整各自行为,致使这项政策不能有效实施.如何走出困境的建议.     

农业非点源污染防治政策的政策主体分析

在农业非点源污染防治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各政策主体及相互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有助于协调各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促进防治政策的顺利实施。在分析农业非点源污染防治政策的政策主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可尝试构建一个各政策主体共同参与的农业非点源污染防治政策体系:坚持党的环境政策,明确政府和行政部门的职责和地位并加强其主导作用,维护农业生产者的主体地位,鼓励公众参与,加强政策研究组织和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持,充分利用传播媒介这一载体。构建一个包括各个政策主体的利益共同体,共同治理农业非点源污染。     

政策范式的演变及政策启示——对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一个考察

政策的变迁往往以政策范式的演变为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发展经历了以经济政策为主到重视社会政策的过程。而社会政策自身也在发生范式上的转变，以适应变化的形势。发展型社会政策是社会政策发展的最新范式，其全新的理念对中国社会政策有着诸多的启示。     

非洲的结构调整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各机构作为减免债务的条件 ,而强迫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严重负债国家接受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全世界引起了的争议。尤其是在非洲 ,它已经被视为一种狭隘的不合理要求。实际上 ,社会发展全球峰会已经在其《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了许多旨在为结构性调整项目重新定向的具体建议 ,这些建议打算把结构性调整项目转变为一种促进贸易和投资、实现有效就业、消除贫困以及强化社会整合和民主的以人为本的战略。虽然世界银行对这些建议表示欢迎并开始改变模式 ,本文提醒人们注意 :这些都并不是第一次 ,以前的类似行动中有许多都没有引起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尽管一些国家在有限的期间内 (通常两年 )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 ,但是 ,近乎停滞的人均GDP增长率、较低的多元化水平、收入的不平等以及贫困仍然是非洲的现实。即使有了HIPC债务动议 ,债务延期仍然是阻碍非洲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与转型的主要的因素。     

警惕普惠政策冲抵农村计生政策

在加速推进鞍山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随着征地补偿、农村义务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发展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党的惠民政策虽然给广大农民带来巨大好处，却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不小的压力，农村子女的养育成本大大降低，也增强了农民的超生意愿。     

债转股政策的经营风险

从债权与股权的多次历史转换中,探析债转股政策存在的经营风险,可以看出债转股政策的风险较高.政府在实行该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不良后果,周密考察,趋利避害,使该政策设计达到预期效果.     

希拉克的欧盟政策

为使法国在欧盟内部发挥核心作用,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希拉克将推动欧盟建设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一重点,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坚持法德联盟和多重联盟、促进欧盟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欧盟经济合作、积极建立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和支持欧盟东扩等。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元朝的养老政策

进入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在接受儒学和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策略后,一改草原游牧民族贵壮贱老的风俗,在元朝上下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制定实施了多种救助和优待老人的政策和措施,如物质救助和赏赐、赋役减免、刑律优免、国家收养、官员养老和精神表彰等等,渗透着鲜明的阶级差异、民族差异和政治区位差异,反映了元朝封建等级制度的实质,其中民族等级差异是元朝的一大特色。     

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关系

文章分别论述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内容、有效性及存在理由.从实施依据、目标、主客体、手段、调节对象、调节特征等方面比较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差异,并且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有互动关系,互为基础.     

政策适用主体及其政策态度分析

政策适用主体是相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政策执行主体而言的,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实施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发生影响和作用的承受者。作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当然变量,政策适用主体对政策执行会产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正向或负向间的切换,取决于政策适用主体的政策态度——顺从或不顺从。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洞察政策适用主体的政策态度并不断提升他们的政策顺从度是政策执行主体所必须面对的要务,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文章在梳理了有关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观点及政策实践后,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并对重构新的社会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