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学

学界普遍存在的将伽达默尔解释学与伦理学分而说之抑或将其两者作完全简单等同可以说都有失偏颇,也失之根本。如同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科学技术已经破坏了德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伽达默尔深刻之处在于分析了人类生活价值伦理失落之根是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的缺位和沦丧,"实践衰退为技术",价值伦理的重塑意味着实践哲学的重建与复兴,因为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实践哲学就是对人类存在本质和生活行为与状态的一种理性反思,是关乎人类存在、目的、价值与意义的根本性理解,它要求在它所框定的结构中去把握"正确的""共同的"伦理;实践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观念"将再度重视‘伦理学’,即为‘伦理学’进行一般的辩护,但不是针对价值意识的内容,而是针对权利和道德中亦即伦理中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性"。显然,伽达默尔无意于具体伦理规范讨论,而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来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联结的,并把价值的本体论问题当作实践哲学及其伦理学的核心,"价值的本体论问题意味着这样一个关口,如果你不探寻‘价值’之存在所要求的整个道路,就别想通过它。"抑或说,现代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是在实践哲学的恢复与复兴中得到有力的肯定和重建的;实践哲学重又在价值伦理上担当了实践理性的责任与力量。     

经济伦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作为文化存在的经济伦理在实践有效性方面存在"目的一工具"的价值难题、经济伦理规范的有效性难题、经济伦理制度化难题.经济伦理实现其现实可能性必须超越这些难题,为此,经济伦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经济伦理作为规导经济行为的文化手段必须以目的性价值为导向;必须既要反映与维护客观经济伦理又要体现人类的价值追求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必须成为经济活动领域及相关领域的一种共有信念.因此,经济伦理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这种有限性还表现在经济伦理可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也是需要限定的.     

理查德·罗蒂诗性文化建构及叙事伦理价值研究

以想象力作为基点的诗性文化是理查德·罗蒂最重要的思想建树之一，对其诗性文化的理论审视，和诗性文化所承载的伦理价值的考察将极具文化意义。论述诗性文化的具体建构进程，和基于诗性文化所倡导的个人完美及人类团结视野下的叙事伦理，再对罗蒂叙事伦理的具象呈现进行探讨。     

金融危机之后对全球和谐与人类发展的深度反思

全球和谐是经济伦理引向的终极旨归,全球和谐隐含着"本体性"的经济伦理价值,掩隐着经济与伦理的同构层序;人类发展关乎着发展之善深层的伦理运演,本质上隐喻着伦理的特征,在当代全球经济发展中衍生了深刻的伦理问题。全球和谐与人类发展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两大伦理主题,是后危机时代经济伦理学的最核心范畴,具有全球性的价值意义。     

审美与道德的交响——《诗经》的伦理品格及其文化意蕴透视

《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其文本中涉及了子孙之孝、兄弟之睦、婚姻之好、宗国之忠、天人之和、君子之德等诸多伦理范畴;《诗经》作为一部上古诗歌总集,其深厚的伦理价值意蕴植根于周人农业血缘宗法社会的文化土壤,是人类固有的游戏精神、诗性智慧和宗教伦理结合的产物;《诗经》在周人特定礼乐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将审美与道德紧密绾合的特点,对古代道德和审美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审美文化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向度,这对于今当代中国诗学走出拘囿于个体"唯美"的无病呻吟,探索诗学精神价值重建之路不无启示意义。     

生态伦理的核心论题及其相关论争

生态伦理的核心论题及其相关论争已持续几十年了。应该说理论内部各派别观点之争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必经途径,但理论建构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论争中也应逐渐得到澄清,生态伦理学似乎应该在此方面倍加努力,因为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尚需时日,而中国语境下的生态伦理学建构尚在酝酿。生态伦理的核心论题是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还是以人与自然为中介的代内以及代际伦理关系;自然仅作为人类达成某一目的的原料产地和废物排放场所具有工具价值还是存在与人类利益无涉的不以其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自然主义谬误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反驳自然主义价值观最强有力、最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对中国政治文明的政治文化分析

政治文明离不开政治文化。无论从微观上提高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还是从宏观上转变整个国民的政治价值观,开启民智、民悟,政治文化都为政治文明提供了主体保证。中国政治文化历来就是一种“道德型政治文化”,政治生活附属于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后者的展开便是前者的实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来说,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客;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切实铸造文化价值核心。     

伦理文化视角中的宗教

当下的宗教伦理学研究,更多地将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对宗教与伦理文化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同时对伦理与道德又不加区分。本文正是试图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通过对伦理文化的展开,揭示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以信仰为中介,厘清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现代宗教应当走伦理化的道路。一、伦理文化:伦理与道德伦理文化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由伦理和道德两部分组成。“伦理”一词,顾名思义,系指“人伦之理”。伦,由树木的年轮而来,引申为辈、次序;理,原指树木的纹理、条理,引申为规律、法则。“伦理”一词本来并不具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