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互动/协作治理运作起来:荷兰的住房协会与社会住房的提供

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存在,使非营利组织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住房的提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多部门组织通过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形成了互动/协作治理的格局。在荷兰,住房协会承担着社会住房的资金筹集、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的工作,社群治理贯穿于所有环节。在筹资环节,住房协会采用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筹集分散的社会资金,体现了社群治理的市场嵌入性,而政府则通过公共担保基金的建立和住房协会间互助基金的推动,为融资市场化提供支撑,体现了市场机制的行政嵌入性。在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环节,住房协会的社群治理具有行政嵌入性,即政府在目标定位、制度建设、审核监督、鼓励推动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转变既有的行政化治理模式,助推社群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住房领域的公共治理体系创新。     

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基本构成与作用机理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来弥补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既有研究均认同第三次分配是社会机制调节的资源配置活动,但对社会机制的具体内容缺乏探讨。对上海市的调查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发现,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由志愿意向、公共利益和社群构成,其中志愿意向是第三次分配的供给侧,公共利益是需求侧,社群发挥调节社会资源的作用,是社会机制的核心。在与市场机制、行政机制相并列的意义上建立第三次分配社会机制的理论模型,对于理解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此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宁波市江东区社区服务为例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本身蕴涵了供给方式的多样性和供给主体的多元性。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多元主体的供给机制正在生成,但处于初级阶段。从宁波市江东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来看,目前江东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形成了以行政机制为基础,以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自治机制等多种供给机制优势互补、互动合作的多元供给机制。多元供给机制是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     

多中心治理: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新范式

城市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条件,传统由政府提供社区公共产品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偏好,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了通过变革政府职能、创建居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形成多中心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等措施,规避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构建一条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路径。     

行政法中机构协调的法治架构——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例证

机构协调问题是行政法治的重要理论关切，在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得以凸显。宪法、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要求行政机构进行协调，对基本权利发挥结构性保障作用。机构协调兼有可外部化的内部行政法意义与法政策学面向。作为组织性协调工具，议事协调机构、党政领导小组、派出工作组、内设机构推进了行政协调发展。作为程序性协调工具，联合会商、行政协助、多阶段行政等程序亦发挥了行政协调作用。实体协调组织和协调机制、程序是行政法中机构协调法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政府数据共享对完善机构协调问题起到关键作用。学习性规制有助于机构协调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势不断迭代、进化、完善。     

公共性和效率性观点下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多元化及其潜在问题

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多元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极具争议,其产生之因是,通过多主体的协调配合可以克服政府及市场供给的无效或低效,但多元化机制中各主体的协调配合也会发生失效,一样会造成供给的效率损失以及产品公共性缺失的问题。而避免这种问题,政府必须发挥多元机制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机制创新:北部湾经济区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西部沿海区域发展研究之六

我国西部沿海北部湾经济区作为国家战略实施以后,如何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发展、协调发展?这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普遍关注的问题.经济区应该在发挥初创时期行政协调、规划引领、条例保障、政策激励等非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加大制度设计与供给,通过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对体制内的协调机制实行多元化创新.     

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服务机制的建构

作为行政机关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争议解决服务行为,行政调解体现了现代服务行政的理念,有助于实现政府的服务职能和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存在着性质认识上的误区、运作模式上的偏差、调解制度设计上的不完备及调解效力不明确等不足,致使行政调解的功能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构建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服务机制,须明确行政调解定位和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从制度设计的细节着手,扩大可调解的纠纷范围,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和人员,细化程序运行规则;以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为参照,形成针对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规则.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交易费用视角下治安服务供给主体与作用边界的确定

治安服务供给主体选择及其作用边界确定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供给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的大小.对于暴力性的执法执勤服务,采取政府供给是节省内外生交易费用的最佳选择;而对于非暴力性的治安防范服务,则可以依据受益人数的多少(俱乐部规模)选择以一种供给方式为主的混合供给模式.因此,将部分治安防范服务由政府部门交由保安市场与社群组织,是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供给效率的理性选择.结论与启示:采取政府供给为主的治安服务供给模式是交易费用最小的理性选择;营利性保安企业、社群组织及个人是不可忽视的治安服务供给主体;政府、市场、自愿供给的主体选择及其作用边界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边界.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社会企业家的民营化改革实践

民营化的核心含义是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社会企业家在民营化过程中能够将道德激励与有效行动相结合,利用市场机制志愿供给社会服务和公共物品。在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多方协同关系,发扬社会企业家的创造性,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清末民初北京民间组织对现代城市管理的启示

中国城市管理模式正面临由传统的行政模式向现代公共管理模式转型,需要构建多元化社会参与的城市治理格局。民间组织弥补了政府在城市管理、社会服务方面的不足。然而民间组织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发展和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然而在清末民初，民间组织曾经纷纷涌现，为缓解当时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论中国行政服务中心重塑的整体性路径——由“收发室”到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平台

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作为我国行政改革、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以其整合、协作的运作模式,与大部制改革相呼应,成为我国整体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平台。行政服务中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平台的建设,还必须解决审批方式转变和审批机制创新的问题。     

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论析

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理论由"单一行政机制"到"多种机制"的演变隐含着成本效益比较.我国目前过多的社区公共产品采用行政机制供给与某些社区公共产品过度市场化供给并存.不同的社区公共产品应由不同主体或单独或复合运用不同供给机制,以保证供给效率,这些供给机制主要包括行政机制、准市场机制、志愿机制、自治机制.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分析

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实践中,为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各地结合自身实际,采取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相应形成了三种垃圾分类治理模式。从我国目前这三种分类模式的交易成本及内在运作机制的分析可见,尽管政策执行过程体现了追求效率的逻辑,但面对治理机制自身合法性的约束,各种治理模式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并不理想,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面临着重重阻力。为改变这一困境,结合当前垃圾分类治理的新形势,应进一步加深对各种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的认识,鼓励各方力量参与,整合多元治理机制,实现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     

论能人治理下普通村民公共参与的非均衡性

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涌现的农村经济能人逐渐介入农村政治生活,形成了独特的能人治理现象。在能人治理背景下,普通村民的公共参与呈现出程序性参与和实质性参与的不平衡、选举阶段参与和后选举阶段参与的不协调、输出性参与和输入性参与的不对称等非均衡的运作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能人治理模式的客观影响、制度供给和执行的不足、普通村民自身素质的欠缺。由此,要使普通村民公共参与均衡发展必须促进能人治理下乡村民主的发展、注重公共参与制度供给和执行,同时提升村民的民主素质。     

美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是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方面起步较早并取得显著成效的西方国家.美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职能推向市场,建立以市场具体运作为依托、以政府宏观管理为保障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通过30多年来的积极实践,美国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已实现了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在主体、形式、运作、效果上都呈现出与以往政府垄断模式的不同.尽管中国与美国在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设计、行政权力架构等方面仍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政府对美国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中国公共卫生事权财权配置:理论基础、基本现状与调整框架

公共卫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品。有效供给和普及公共卫生服务有利于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进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干预公共卫生供给、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科学、规范的公共卫生事权财权配置是公共财政职能有效发挥的关键。本文分析了我国公共卫生领域事权财权配置的不合理因素及其深层原因,进而提出基本调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