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愫的执着与理性的吊诡──“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与“西化”论者的论战

1935年1月，陶希圣、萨益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南京、上海、北平、济南的各文化团体纷纷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文化建设》月刊也专门以“怎样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举行了征文，“一时议论风生，颇显百家争鸣的气象”①，到6月份这场论战的成果就编成一本《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论战主要是在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学者与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学者之间进行。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除了十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唷干、孙寒冰、黄…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纾商力、挽利权、重视商办企业主张述论

左宗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在左宗棠发展工商业的经济思想中,他针对传统的“抑商”观念而提出“纾商力”的主张;他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强调“挽回利权”;他在处理兴办近代企业是采用官办还是商办这一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时,虽然不完全排斥官办,但更重视商办,从而使其经济思想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趋向.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从书斋到社会——略谈清末新知识界社会角色的变动

晚清社会的现代性，有诸多方面的表现，然而在我看来，新知识界社会角色的变动应该是最具“时代”特征的变化之一。它的主要走向是，从书斋到社会；而它的结果是，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这一流脉，得到了充分的张扬，成为新知识界中压倒一切的一股文化思潮。这一变化的“中心”，就是新的时间观念的建构。这一时间观，否定了中国固有的把历史发展看做是自我循环的“历史循环论”，把历史看做是直线向前的一种时间概念。而这时间概念的确立，必然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个人／社会的对立，因此，推翻“传统”、“旧”的化身的清王朝，…     

夷夏之辨的两个逻辑在近代中国

在中国思想史上,夷夏之辨的观念主要形成了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认为文化先进的是华夏,而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所以中国(大清)是华夏;第二种逻辑是因为华夏是文化先进的地方,而中国(大清)是华夏,所以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由于中国长期在各方面领先,中国有文化既是前提也是结论,两种逻辑面目不清。而晚清之际,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已不再是必然。抱残守缺之士以第二种逻辑而抗拒西方文明,一些进步人士则以第一种逻辑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此外,清朝统治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使得弥平华夷和强调华夷两种思想共存,均成为晚清士人的思想资源。我们回顾这段思想史,应还原其多重面相,而不应采用辉格史式的叙述方式。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试论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表现及其影响

晚清思想文化(主要指思想文化观念)上封闭的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传统“华夷”等级观念的畸形延续;二是传统礼仪观念的恶性发展;三是传统“义利之辨”的愚昧坚持。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造成近代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二是延缓了中国近代化(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时间;三是束缚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中国法律文化总体精神的变革——从单向本位到双向本位

法律文化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支配着法律实践活动基本内容、性质和方向的意识、观念、原则,就是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即“本位”。中国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经历了五个重要发展阶段,即“家”本位、“国”本位、“国·家”本位、“国·社”本位和“国·民”本位。前四个属于单向本位,最后一个是双向本位。从单向本化到双向本位,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

经学教育的发展是近代文化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晚清教育改革开始,经学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学术中心开始游移变动。这一变动对于中国文化教育所关甚大,不仅思想界风气为之一变,近代新学堂为载体的知识体系也随之发生转换位移。     

论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嬗变

南宋诗坛“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变迁可从三个层面谈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后学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南宋晚期，诗坛甚至出现了对“以禅喻诗”的反驳，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演变旁证了南宋诗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论王韬的世界观念

洋务政论家王韬是晚清“变法自强”口号的首倡者,他的“变法自强”主张是以世界观念为重要依据的。本文谨对王韬的世界观念的构成及其与“变法自强”论的关系作一探讨。     

孝亲观:中国佛教伦理道德的儒化

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就存在着儒家血缘第一和家庭本位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孝亲观则是这种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与核心。由于“孝”被儒家抬高到了人生最高行为准则的地位,因此,原本体现人伦关系的孝父观念被投影到封建官僚政治上就放大成了忠君思想,君臣关系也被儒家伦理道德化了。印度佛教伦理道德主张等平利     

贬损憎恨情结与中国现代性焦虑

所谓晚清，是历史言说中的一个时段，它大致的时间是指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这一段时间。晚清时段是中国现代性工程的开端，其开启了日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一系列变迁。晚清文学从狭义上讲是指发生于此时段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而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来看，晚清文学所涉及到的则包括各种与文人相关的文化现象。“现代性”，在我看来是指伴随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过程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包括思想层面、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根本转型。而有关晚清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我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考察：…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论晚清民族手工业的变动因子——以湖南为例

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是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手工业等诸多方面的起点.作为晚清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手工业有着诸多的变动因子,但最为主要的当属商品化的发展、商路的变动、商人的助推和政府的倡导,以及特殊的军事需求等.这些变动因子相互作用,既阻碍了彼此的变动,但同时又促进了湖南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民族手工业及其经济的发展.     

论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

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其实质便是革命代替改良。戊戌时期,维新派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戊戌六君子”事变后,革命与改良日趋分野,革命成为新的文化主题。在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的共同声音背后,各派在具体道路选择上形态各异。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变法、君主立宪作为既定的目标,孙中山则把自由、平等、博爱写上共和的旗帜。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从改良到革命的嬗替历程。     

从晚清到“五四”：文化转型与小说的雅化进程

从晚清到“五四”：文化转型与小说的雅化进程吴秀亮小说发展的雅化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小说史。只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性质、结构相对稳定，大部分小说在这个结构中文化地位一直低下，所以，小说雅化发展的变化进程较为缓慢。及至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小说界革命”发...     

“五四”文学人性话语探源

晚清文学改良者在救亡图强的压力下完成了“人的发现”，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下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妇女、儿童，并且在“人的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观念的初步更新。与晚清对于人的社会意义的突出不同，“五四”则强调回到原初意义上的有着各种性别、年龄、性格等个性差异的人本身，从而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的发现”。在此基础上，“五四”文学在人类主义的宽广视野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从内陆走向海洋:晚清国人经济观念的转型

晚清国人经济观念的演变,总体上有一个从内陆走向海洋的趋向。其具体情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感性认识,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期间的明确认识,甲午战后至清末的成熟认识。关于晚清海洋经济观念产生的原因,从内因上看乃我国对外贸易本身的长足发展,这可以从关税的迅速增长看出;外因则是西方海洋经济的冲击。而就其影响而言,从经济的角度说无外乎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商品经济日渐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是互动的关系。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则可发现,海洋经济观念的发展对晚清文化的西化、进化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中西冲突表现在经济上是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的对撞,结果我国的主体经济——自然经济分崩离析,日驱式微。经济西化了,建构在之上的文化西化当然不可避免。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重构汉语文教育目标

反思汉语存在的文化生态危机,从全球化时代国家文化战略出发谋划汉语未来的发展.深度培育汉语的表达活力,由活力汉语来承载国家的文化创造力.这就需要创造性重构汉语文教育的真正目标:从消极语用的“接受本位”转换到积极语用的“表达本位”乃至“表现本位”；着力突破“适应论”教育理论和“以本为本”的狭隘课程形态,深远培育学习者的“汉语童子功”,即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由此而开辟“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主动应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