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解释元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问题无法从方法自身得到解决,方法间的冲突必须靠原则来解决,是原则统驭方法;法律解释的元规则是良法原则,而法律解释的元规则系统则是一系列符合良法原则的法律原则而构成。当然,在具体案件中,尤其在疑难复杂案件中,法官之间对具体法律规范的适用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但这种不同适用而形成的差异实际上就是法官对法律原则作出不同解释之间的冲突。要正确解决这些冲突和找出法律原则在特定案件中的出场顺序就成为公正公平解决案件的关键。     

秦律三种辨正

本文尝试运用一种新的法律解释方法对《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中的的若干注译提出修正意见,即把握译注文本和相关史料所形成的某种“意义关联”或“意义脉络”,思维活动在自己的“前理解”与史料之间“往返流转”,并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认识,最终在文本和史料的限制范围内生成最为接近历史“真实”的解答。     

法律解释、哈耶克的知识论与哲学解释学

法律文本存在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依哲学解释学的观念,这一可能性根源于人的存在方式.相应地,法律解释是在法律文本的多种可能性理解中作出选择的过程.根据哈耶克的知识论,这一过程是受社会共享的"一致意见"约束的.在此意义上,法律解释不同于科学发现,解释过程受制度的约束,而不是纯粹客观的过程.     

法律解释的语言学向度

法律解释的过程本质上是语言运用以及语言交流的过程,语言彰显了法律的沟通之维.因此,有必要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定位法律解释问题.法律解释的语言学向度在语义学上体现为辞事相称的语言指涉型解释,语言体现为法律语词和法律事实之间一一对应的指涉关系;法律解释的语用学向度则体现为语言在本体论上对解释者存在意义的彰显,体现出法律语言在法律理解过程中价值的彰显和意义的阐发.在语用学上定位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不仅仅是表层的方法学,而是体现解释者话语权的深层政治学.     

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     

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合同解释的过程本身会涉及法律的规定,合同解释完成后进入法律适用阶段,而法律适用仍然与法律解释相连。由此决定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相互交织。其实,合同解释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法律解释,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时常交织。合同漏洞的补充需要依据我国《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等规定,判断解除权行使所附条件有效与否牵涉到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96条等规定,解释约定解除的条件离不开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第1项等规定。所有这些,都存在着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到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合宪性解释的两个面向——答蔡琳博士

合宪性解释存在两个层面:在违宪审查中的合宪性解释和在普通司法中的合宪性解释.前者是指在违宪审查中,对法律做合宪的解释.而后者则指在普通司法活动中,法官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解释法律,使得法律之含义与宪法相一致.考虑到中国没有有效运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笔者在此前的论文中将合宪性解释严格限定于后者.由于概念使用上的不同,导致了蔡琳博士的质疑.对合宪性解释的两个面向的辨析,有助于此问题的深入研讨.     

哲学自身理解中的文本解释问题

哲学史不仅反映了人类思维和认识发展的历史,而且也是每一代哲学研究者通过对哲学文本的解读而不断获得自身理解的历史,因而对于文本的解释是哲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然而在文本解释与哲学的自身理解之间却始终存在一种理解的循环.一方面,文本的解释奠基于哲学的自身理解;另一方面,哲学的自身理解也有赖于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文章从哲学自身理解中存在的这一理解的循环入手,将文本解释提升到哲学史认识的高度来阐明这一循环,并试图通过对文本解释的空间和限度的分析来探寻摆脱这一循环的可能途径.     

论法官个人因素对法律解释的影响

作为法官重要司法活动之一的法律解释并非纯粹根据法律进行的,有若干因素对法官释法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不乏法官的个人因素如法官的政治理念、文化传统、人生经历、认知能力等.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法官不可能摆脱这些个人因素的影响,法官需要做的是充分发挥这些因素的积极作用而尽力避免其消极影响.     

由法律解释理论考察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法律解释体制必须能够适当容纳法律解释的创造新规则的功能。由于我国传统法律解释体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不能容纳这种创造新规则功能,因此需要改革。     

中国古代法律注释与当代法律解释学的差异

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并发展了"律学",而"律学"从其研究对象、方法及成果看,实际上是诠释法律的一门学问。中国古代的法律注释与当代法律解释之间存在差异,法律解释是依托哲学范畴内的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阐释法的内涵及法律文本之外的法的因素为目标的一种认知法律的方法,这种方法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日益为法学研究者所重视,成为当代法学研究的核心。尽管中国古代法律注释未能学科化,但其为当代法律解释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论证材料,其本身的成就也直接丰富了我们对法律解释学的理解。     

伦理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解释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对接,也影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尊严和法官权威的认同。然而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之中,导致法律解释结果在适用中出现困境。究其原因,伦理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之一。伦理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能够影响法律解释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表述以及解释方法的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解释中的困境。     

论行政解释中的克制主义

克制主义本作为司法语境下法律解释中涉及到的新颖概念、分析工具和法律态度,旨在以此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针对我国目前行政解释中存在的随意而混乱的现象,有必要对行政解释作扩大理解,并引入克制主义的法律立场来指导行政解释,进而有益于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文本、间距化与解释的可能性——对利科“文本”概念的批判性解释

“文本”概念决定着诠释学对象的范围,也决定着诠释学方法的性质.利科所说的“文本”既包括话语系统,又包括象征系统,也包括行为方式,还包括无意识领域.文本的间距化不仅使解释成为必要,而且使解释成为可能；文本的间距化既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变得困难,又使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具有创造性.     

目的解释之真谛——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辨考

目的解释常被作为协调分歧的一种权威性方法,但如未领悟目的解释的真谛就会因其本身的复杂性而陷入泥潭。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涉及数对疑似抵牾的范畴:一是个别法律条文之目的和整体法律或整个法秩序之目的,二是具体目的和抽象的终极目的,三是立法者之主观目的和法律之客观目的。由于目的解释也易导致恣意,故应受到一定限制。解释者只有在妥善处理好这几对目的之间的关系后,并根据法伦理性原则去理解法律规定的客观意涵,实现各目的之间的融合,以使之"适合事理",才能真正把握目的解释之真谛。     

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的反思

我们需对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展开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是制定法解释的方法,毋宁说它们是制定法续造的方法或法律类推的方法.就其操作功能而言,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尚需依赖其他实质性或权威性论据的支持,因而并不能称其为相对独立的"解释"方法.必须谨防法律适用者打着"解释"的旗号,错误扩张或限缩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扭曲、破坏法律."公鸡啄眼案"和"非法占用农地案"就反映了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之误用.     

法律解释的互动

法律解释涉及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法官解释,法官在法律解释中解释法律和事实,并构建裁判规范.法官的解释具有超脱性.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偏向性.当事人也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自主性和任意性.在法律解释中,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制约着法官的解释,他们通过法律论证实现法律解释的良性互动.     

规则差异：司法裁量与法律原则

关于法本质的传统争论之一关涉到法的客观性和确定性问题。而有关法律的确定性或客观性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能够在关于法律解释所具有特性的论争语境下得到更好地理解和评述。因此,从规则模式,法律实证主义和规则怀疑论者,疑难案件的不确定性和司法裁量权,规则和原则等方面论述了有关法律的确定性或客观性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可欲的。     

法学方法论视野下的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对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内涵的把握，与对法学性质的理解具有密切的关系，对此做出不同的回答，直接决定于对于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要实现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必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实现法学与司法的交流和对话；以维护现存法秩序为基本立场，通过循序渐进解释方法来证明法律解释的合理性；注重法律解释中的裁判理由，对法律解释进行可批判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