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在徽州的讲学活动及其与祁门谢氏家族的交往——以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文书为中心

作为"程朱阙里"的徽州籍学者对朱熹理学信之弥笃,传承其衣钵者代代相承,并形成了"新安理学"的地域学术流派。但自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徽商的经营成功,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渐趋衰落,王阳明和湛若水心学则异军突起,阳明弟子和甘泉学派之创始人湛若水纷纷来到徽州讲学,一批徽州本地学者开始抛弃程朱理学,转而追随王阳明或其弟子以及湛若水等,致力于心学的习学与传播,祁门王源和谢村谢氏家族即是其中之佼佼者。考察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的文书,可以发现:在徽州官府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思想的同时,王、湛心学却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人心。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从“北方王门”到“关学”：阳明学的地域化研究——以关中南大吉为中心

《明儒学案》将南大吉定位为"北方王门",《关学编》则定位南氏为"关学",二者的不同定位共同体现了南氏的阳明学学术性质和关中地域性。南大吉一生学思经历的转变都与阳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阳明弟子身份在关中地区讲学"致良知",将阳明学与关中传统的横渠学相融合,成为阳明学关中地域化的发端。南氏理学知识的突破、门户之见的突破、认知自觉的突破,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性的突破。南氏家族对"致良知"的创新性尝试及与冯从吾的交往与诠释,体现了阳明学关中地域化的独特发展模式。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朱王之间 融通心理——生活哲学视阈下的项乔哲学思想研究

在生活哲学的视阈下,理学与心学之间的论争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生活世界。如何化解理学与心学的对立、调和朱子之学与阳明之学的差异,这个问题引起了明代中后期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而永嘉后学项乔就是这些学者中的重要代表。他上承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通过对"心"的重新考察,将生活哲学落实在"实行"上,最终达到了融通心学、理学的目的。     

“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王船山“正心教”的展开

船山以"正心"为"圣学提纲之要",以志解心,构建内圣学的宗旨依归。置诸《大学》工夫系统,在"志"的主导下,"正心"彻始彻终、彻上彻下、照应"格致相因"、作为新民之本,打通内圣外王;置诸船山心性论系统,依照"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的定位,船山围绕存养与省察、心性关系、志气关系、志义关系等进行了一贯论说。从"正心教"到《大学》学的考察,可为重新审视理学范式演进及以《大学》学为代表的理学经典诠释提供思考,深化对《大学》学与理学双向互动的认识。     

论宋代理学教育传播的特征

宋代理学家面对社会历史的变革与其他学术派别的挑战,在认真总结各家之长,完善学术体系的同时,注重通过教育讲学传播自身学派的思想。理学大儒们在传播中选取一些重点内容来突出学派特点,并便于学者领悟理学宗旨。这其中主要包括理学继孔孟绝学的道统论、以"天理"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论、以"四书"治经的为学次序论、以"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论等。这些传播内容的反复宣讲,达到了抬高理学学术地位、扩大其教育传播范围的目的,对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论北宋初期经学的因变

北宋初期的经学,以因循前代经学为主要特色,同时也孕育着新变的思潮。北宋初期的经学大师邢昺,是唐代经学向宋代理学转换的开启式人物,其思想呈现出因循与新变的二重色调。邢昺之后,义理之学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人物"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三位经学家,成为宋代理学的先行者。     

祝允明与弘治、正德年间理学转向

祝允明对弘治、正德年间理学转向所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在徐有贞、祝颢、杨守阯、丘濬的基础上,深入批判程朱理学的矫伪流弊,倡导知行合一,要求理学去科场化、工具化,开启杨慎、李贽、屠隆、顾炎武等理学批判思潮;其二,突破程朱理学一元化、权威化的思想藩篱,崇尚以经、史、子学相结合的博古多元的治学方式,追求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推扬吴宽"隐而后工"的思想,使理学回归生活化、趣味化;其三,发扬王蘋开创的吴地心学,吸纳王鏊的心学论断,批判岭南心学流弊,提携王门弟子黄省曾,促进了这一阶段理学向心学的理路偏转。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

文章在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引用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阐发大唐盛世丝路贸易的繁盛.特别处于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州,商品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前列.对其作为物资集散中心的国际市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转贸易所呈现的若干特点,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并进一步加以研究.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     

明散曲兴盛年代论

自晚明以来,人们一直将明中叶成化、弘治两朝或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作为明散曲的兴盛期,把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甚至隆庆四五朝整整百年作为明散曲兴盛的阶段,而且多以为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前,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后。事实上,明散曲兴盛的黄金时代应在正德、嘉靖两朝,此前的成化、弘治不过是明中叶散曲初步复兴的时期,明中叶散曲的复兴,应是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前,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后。     

从战国社会制度的变化看嫡庶妻等级婚制的变化

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变化导致了贵族嫡庶妻等级婚制的变化。其一,各国国君先后称王,国君称号的变化导致嫡庶妻等级婚制名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国君嫡妻由夫人改称王后;其二,宗法制、分封制的瓦解导致了嫡庶妻等级婚制功能的变化,除嫡长子继续承袭王位外,余子一般不能再分到封邑,失去了原来的大宗地位,既不能“有采以处其子孙”,也不能再世卿世禄了。其三,官僚制度的建立使嫡庶妻等级婚制也呈现出爵制、品级的官僚化特征,以秦国最显著。其四,以官僚制度、郡县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王权的加强使列国出现太后摄政现象。     

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五个里程碑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过程与邓小平经济理论形成与深化过程是一致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有五个重要的里程碑，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会议公报，十二届三中全会及《决定》，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十四大和十四大报告、十四届三中全会及《决定》，十五大及十五大报告。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