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比较——关于制度结构与制度内涵的研究

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制度结构不同,中国宗法社会的制度结构是礼法并举。礼制规范不但包括了市民社会非正式约束中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传承、价值观念、风俗习性等因素,而且还涵盖了市民社会正式规则中的全部经济规则、合约和大部分政治规则的内容。而宗法社会的法只涉及市民社会正式规则中政治规则的刑法合约,是对礼必要的补充。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非正式制度建设与社会和谐

非正式制度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社会公平价值观缺失、传统特权文化的惯性、社会道德滑坡、潜规则盛行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必须强化国家的建构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和媒体传播创新,完善正式制度,转变发展模式,以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非正式制度约束同我国宪政建设的冲突与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社会的最终建成不仅要依靠宪政体制自身的完善和改革,还必须注重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改良与完善,努力发挥非正式制度对宪政建设的积极作用,使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宪政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和谐,使宪法、法律这种正式制度约束达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必由之路。     

中华廉洁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的思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华廉洁文化是一种具有多功能价值的复合型文化,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道德诚信文化,中华廉洁文化是新农村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文化、生态伦理文化,中华廉洁文化是新农村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道德中枢.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华廉洁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是实现新农村目标的客观要求.     

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活力的影响——基于贵州、湖南、广东三省的实证研究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使命。制度环境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关键变量。本研究基于2019年对贵州、湖南、广东三省988个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揭示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活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制度中的法律制度、激励政策和监督制度对社会组织活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正式制度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活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均是社会组织活力的重要解释变量。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深刻的政策意义。     

非正式制度对政府管理机制的影响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及基本功能，非正式制度是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政府管理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良性约束作用表现为在影响政府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中，正式制度不能离开非正式制度而单独发挥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影响极具持久性。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来看，它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人们所共同认可和拥有的一些认识。非正式制度在政府管理中的影响表现为构建行政文化环境；发挥制度建设路径影响；重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加快思维范式转变。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

当前,农村地区精神贫困问题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振兴乡村文化对于消解农民精神贫困和助推乡村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振兴乡村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重要主体是农民,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更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解决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乏力、竞争力不足以及受关注度不够等现实难题,就需要在主体维度合理调动内生动力和外在激活力,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升农民的文化发展能力;在客体维度积极消解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在载体维度尊重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中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 ,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影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有道德秩序缺失、传统文化、计划体制的惯性等。强调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可以通过仿效、学习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建构等途径来实现     

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构建有效率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比较视角

在加快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进程中,农村金融肩负着为"三农"发展提供大量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重大使命,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对激励和支持农民创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上发挥着互为补充和互相替代的服务功能。因此,建议政府在对农村正规金融体制和机制进行创新的同时,应尽快制定民间融资管理的具体办法,使非正规金融规范化、阳光化,以便构建一个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提高其服务"三农"的金融效率。     

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刍议

追溯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无论法家还是儒家,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都有互相配合,综合治理的主张.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法制建设需要道德作为它的精神支柱,道德建设需要法制作为它的权力支柱,二者协调发展,紧密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政治需要.     

贫困山区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理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城乡要统筹发展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齐抓并举。贫困山区物质生活条件差 ,精神文化生活也十分贫乏。加强贫困山区农村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刻不容缓。因此 ,积极探索 ,寻找对策 ,努力建设农村先进文化 ,是一项紧迫的“民心工程”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程、特点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积极探索有效途径,积累宝贵经验,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从群体主义走向个体主义、从一元价值到多元融合、从伦理本位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从自发的认知到观念与现实的＂虚实＂结合。它给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启示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实现道德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互动融合;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家庭、学校齐抓共管的社会道德建设体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强调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与时俱进原则,不断吸收人类优秀的道德文明成果。     

蓝鼎元幕友时期的乡治思想述论

蓝鼎元入台充当幕友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简约、实用特点的乡治思想体系。作为清初道南学派经世思想的应用与延续,这一思想体系总结、发展了我国传统的乡治思想,与文化专制主义"相互映衬",构成了清代思想文化中积极的一面。     

现代影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选择与重构——基于对电影《赛德克·巴莱》的分析

电影《赛德克·巴莱》再现了台湾两次雾社事件的全过程。影片从服饰、语言、民俗风情、信仰和宗教仪式等方面,对赛德克族的文化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受意识形态、商业需求和导演主观意向的影响。在保留少数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影片对民族文化进行叠加与修改,并以“大片”的形式进行展示。该片对赛德克族文化的选择和重构,还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反思的地方。     

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

民间文化资源是莫言艺术想象的动力源之一,它在莫言的艺术想象中主要呈现为两个层面: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艺术、民间习俗、民间寓言是最基本来源和存在,它们构成了莫言艺术想象的基本层面;民间历史、民间形象、民间观念、民间情绪、民间历史态度,它们构成了莫言的民间写作立场及其另类存在艺术想象的高级层面。莫言虽然坚持民间写作立场,却始终没有驱逐道德的在场。相反,因为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其创作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言说也更加丰富和鲜活。     

基于有限理性的地票制度演进理论研究

重庆成立的地票交易所为城乡土地流转开辟了新的路径,对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也将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放弃了理性假设所要求的完美预期,而是以有限理性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一个正式的制度变迁模型,旨在说明这种地票制度变迁是如何随着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调整而逐渐演进的。在此框架下,我国的地票交易改革将有可能收敛于一个完全改革的均衡状态,但这一均衡结果将受制于由此制度变迁所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成本,即是以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为前提的。     

我国农村金融作用农村经济的路径与实效——基于农村金融运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影响储蓄率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和四维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运行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正相关;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作用,而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储蓄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冲击。因此,我国应在健全农村金融法规制度,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村储蓄—投资转化速度和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质量,培育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非正式金融机构,以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乡土传统再造中的仪式秩序与空间认同——对云南省石林县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人类学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重构是其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现代性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复兴与再造,不仅是草根社会对民间信仰的象征性表达,同时也因当下村寨场域的特殊空间格局和维系社区现实生活秩序的结构性需求,而被赋予了新的地方性社会文化功能,成为文化主体对乡土社会空间的隐喻性建构和草根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