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阳宅、阴宅“动土”仪式

在《乡土中国》一书里费孝通先生深情地写道：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对乡下人来讲，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在古代数量占着最多的神无疑是“土地神”，土地者为最近于人性的神（土地公、土地婆）老夫老妻自首偕老的一对，管看乡间的闲事，他们象征可贵的“泥土”。正如费先生所说，徽州各地几乎村村都有土地庙（镇山庙），供着土地神镇守一方的土地。     

“土地神”人格化之演变

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国家里 ,人们对土地的崇拜是十分普遍的。但对这同一对象在不同的崇拜者眼里其意义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 ,对土地神的人格化也就在不同的时代、不同阶层表现不同。究其本质 ,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导致其变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厕神神格演变发微:从母亲神到女儿神

是否强调“生殖”是母亲神和女儿神的分野.中国厕神最初是母亲神,但在发展过程中,其生殖神格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并分化、蔓生出各种其它神格,女儿化倾向非常明显.基于性别文化分析视角,爬梳中国厕神神格演变状况,并重点对厕神所演化出的三类女儿神加以阐释,借以论证中国厕神逐渐由母亲神演变为女儿神的事实.     

商汤迁夏社研究

“社”原是先民们对自然土地的崇拜，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部族的融合，“社”的文化内涵不断演变，后逐步融合英雄祖先崇拜，成为政权的象征。大禹治水有功，被夏人尊为“社神”。商汤灭夏后，欲迁夏社。“迁夏社”乃变更社神之义。文献中把“社”“稷”二神对举，稷神原为“烈山子柱”,商汤变更为“周弃”,这种行为称为“迁”。对于夏社“社神”,商汤计划也采取类似方式，此举引起遗夏势力的反对，被迫终止。商汤命伊尹报祭夏社，表明灭夏兴商得“天命”的正当性以及商政权建立的合法性。     

屈原与苏轼：不朽的江神——析论余光中对屈原与苏轼的形象塑造

余光中以“高洁的烈士”与“不朽的汨罗江神”写屈原；以“神话中的大鹏鸟”与“江神”（长江之神）看苏轼；并从文学不朽的角度，以屈原、苏轼传世的名句，加以点染转化，为二人塑造形象。不管这些诗句原先所指陈者为何，如今余光中都用这些隽言名句，拍合到屈原、苏轼的身上来，这种巧妙的神合，在在显出余氏的匠心。     

略论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神”观念及其政治知识化

从文明进展的角度来说,“神”的发现是先民观念世界中的重大突破；从政治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神”观念的出场具有重要的政治知识意义.族群生活形态与“神灵世界”相互交织、相与为用,族群生活及其进展推进了“神”观念之发展及其成熟化.“神灵世界”的成熟化,从其知识后果来说,即意味着“神系政治知识”之逐步确立.“神系政治知识”展开为四个方面,即“想象的共同体”之建立、“神”与“人”之间的非对立形态、“神”与“人”之间确定而不均衡之联系、“神系”与“权力”观念的相互发明.“神系政治知识”的独特内涵与气质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政治知识的后续发展.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内涵探析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的艺术特征与商宗教思想体系紧密相联。“兽面纹”即“神面纹”,代表的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形象。“兽面纹”无一例外都凸显“神之眼”这一部位，目的是在祭祀时更好地沟通神界与人间。兽面纹的辅助纹饰动物纹可能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侍从，也是神界的一份子。神面纹在商代的大量出现，体现了商代以神为本的浓厚的宗教氛围，其背后是商王族天生受佑于神从而建立政权合理性的意识观念。     

月神原型为玄冥说

华夏远古神话中，月神有兔、姮娥和蟾蜍三种形象。究其源，此三者皆为更远古的月神原型，即“玄冥”之讹裂。     

“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

关于“形神”关系的不同辩难 ,与关于“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论争 ,是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看 ,“神灭”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而“神不灭”论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这是不容置疑的 ;而从美学的意义上看 ,这场论争则大大提高了当时的思辨水准 ,深化了人们对精神现象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的认识 ,并直接强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中的重“神”倾向。深入分析慧远、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思想 ,可揭示出其与顾恺之、宗炳和刘勰等人在文艺领域里对“神”的重视与“神不灭”思想的内在关系。     

刘大槐散文创作中的“神”“气”论

刘大木魁所讲文之“神”是指作家不同的才气、个性表现于作品的精神面貌 ,所谓“气”则偏重于指文章的气势。这种“神”是内在的 ,似有“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玄妙之处 ,显然 ,这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散文美学特征进行概括而提出来的 ,较唐宋派的“神理”说更具美学特色 ,也更深刻具体     

狱神皋陶形象文化探究

皋陶是中国史学界和法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是我国造狱的先驱，被尊为狱神。皋陶被塑造为狱神的主要原因：他被认为是“法之宗”，“道之宗”，在他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法治理想；他创刑律、造监狱。是中国刑法的鼻祖。皋陶的思想和业绩形成的皋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儒家思想的源头。他被当作祖师神、行业神受到狱吏狱卒等从业者的崇拜；也被当作生活保护神，受到囚犯和普通民众的崇拜。对狱神皋陶形象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探讨我国民间信仰和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一个新视角。     

资产阶级“自由神”的丑恶表演

三十年代中期,江青曾经演出过一出夏衍编写的鼓吹资产阶级“个性自由”的戏剧,这出戏的名字叫《自由神》。江青对这出戏欣赏备至,常以“自由神”自比,并专门撰文宣称要“为自由而战牺牲”。果然,从三十年代至今,凡四十余年,江青确是“自由”的词儿从不离嘴,她俨然真的成了一尊“自由之神”了。     

孔子诗学思想探源──兼及“天人合一”的内在矛盾性

殷、周之际的文化转型在宗教意义上表现为由殷文化“尊神”传统向周文化“尊礼”传统的历史转换。孔子的文化选择及其相应的诗学思想是在“吾从周”的历史原则的具体引导下完成的。在宗教意义上，孔子诗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尊神”文化向以“尊礼”为实践理性目标的儒家文化传统转化的过渡性的思想标志。孔子诗学思想对古代宗教、神话的彻底的实践理性态度决定了“天人合一”观念的内在矛盾性。     

《中国神话传说辞典》摘钞

[土地] 神名。《论衡·讥日篇》:“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恶人动扰之,则虽择日,何益哉!”按此为作为神之“土地”一词之较早见于载籍者也。清翟灏《通俗编》(无不宜斋本)卷十九引《孝经纬》云:“社者土地之神,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是社     

略论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之人化

本文对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之人化加以论述。     

论老子的“道”

论老子的“道”牟钟鉴道家尊道而贵德，老子写《道德经》，使道德之学传遍中国，“道”不仅成为道家和道教的核心信仰，而且成了全体中国人心目中最高真理的代称。一切不愿意庸碌一生的人，都在为求道、学道、闻道、得道、悟道、体道、行道的崇高目标而努力，为的是使人的...     

天神信仰与黄帝

先秦以周王朝为代表的华夏诸国信仰的至上神“天”,原本是周人远古始祖之名。天鼋是天族分支的族号而不是人名,周人祖先是天而非天鼋(轩辕)。西周建国之初武王为天所上尊号黄帝,后被讹传为轩辕之号。之所以周王称为“天子”,周人在立国之前一直祭祀天而不是帝喾或天鼋,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天之后代。周人最先借用表示其祖先意义的“天”字来代指同音的天空之“天”。在世代文化传承的历程中,天神虽然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其内涵由祖先偷换为自然之天,人天关系也由有亲变为无亲。至西汉董仲舒使天人重新有亲,已经不同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祖先崇拜,而是兼哲学和神学意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化。华夏天神信仰原本是祖先崇拜,不是自然崇拜,更与观念神无涉。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探讨,如果能从原初的人祖阶段开始,也许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荀子思想的形上探讨

荀子强调“化性起伪”,但并未否定人之命来自于天,也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与有意志之天的存在;荀子一方面论述了“天人之分”,天与人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性,另一方面又阐述了主要以“礼”、“诚”来沟通天与人,也就是“天人之合”。荀子思想最终指向仍是“一”———“群居和一”之道。     

形式:作为“肌质”与“神理”——兰色姆与金圣叹的文学形式观之比较

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论与金圣叹的“形迹—神理”说既无“脐带联系”又无“贸易往来”,却表现出同样强烈的对于文学之审美“形式”的关切.此“形式”不是与“内容”相对的外在容器,而是与“材料”相对的,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全圣叹对于“文”之“神理”的自觉,紧密关联着对于“人生如梦”的觉醒；而兰色姆对“肌质”的肯认,则以对科技理性的批判为旨归.通过比较而重新回味这些由先哲的慧眼所发现的价值觅取之途,对于拯救当前目趋明显的价值与文化危机,或许不无裨益.     

王夫之诗学中的“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论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是王夫之提出的关于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或理想,是伟大诗人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才情,意味着灵心巧手、文心笔妙。“内极才情”是诗人灵心巧手的艺术显现,是即物达情、文心独运、声情动人的艺术创造力的充分施展。物理,即万物之理、人情物理或人伦物理。“外周物理”意味着与物通理,理随物显,呈现神理,得写神之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这一命题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而且适用于各类文艺创作;不仅符合古代文艺的创作实践,而且对当代文艺的创作富于启示意义。